开栏的话 

　　“意境”“形神”“文质彬彬”“道法自然”“道进乎技”，这些典雅的字眼，离我们并不遥远。它们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沃灌着中华民族的心灵，熔铸着中国人的文化精神。激活丰富的美学传统，释放民族文化的创造活力，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民族和时代的优秀作品，是我们今天的文化使命。本版自今日起推出“中华美学关键词”专栏，希望能够酌古参今、古为今用，让中华美学精神活在当下，源远流长。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立者，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标志性人物，也是中国历代读书人立身行事的表率。孔子倡导并践行的君子人格后来成为中国人追求与效法的楷模。那么，君子究竟是怎样的一种人呢？概括地说，君子是具有道德修养的人，他们能够自律，有仁爱之心，有是非感和羞耻感，知道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孔子谈到君子的言论很多，其中有一段话很有代表性，“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这是中国古代关于“文”和“质”关系的最早表述。那么，究竟什么是“文质彬彬”呢？

　　内在精神与外在形式的和谐依存

　　“文”与“质”的含义有一个历史的演变过程。在孔子那个时代，其含义还是比较复杂的。我们知道，在孔子的心目中，周代的文化是非常灿烂辉煌的，因此“周礼”——周代的礼乐仪式与道德规范就成为孔子追求的目标。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在这样的语境中，孔子所说的“文质”就与“周礼”有关了，简单地说，“文”就是礼的外在形式，“质”则是礼的内在精神。比如孝顺，在父母面前早晚请安、行礼，这是孝顺的外在形式，而内心的孺慕之情、感恩之心才是孝顺的内在精神。离开了内在精神，礼只剩下表面的形式，那也就一文不值了。所以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孔子心目中的君子就应该是既能娴熟地遵守运用各种礼仪形式，又能诚笃地信奉礼的内在精神，使“文”与“质”相和谐。因此， “文质彬彬”原本是对君子人格的要求，而且是一种很高的要求。在孔子看来，一个人如果“质”胜过“文”就会显得粗野，缺乏教养，算不得君子；反过来，如果“文”胜过“质”，则显得繁缛虚浮，也不符合君子的要求。只有“文质相符”才是真正的君子。后世人们常说的“名实相符”“表里如一”，都可以看作是这种君子人格的表现。

　　汉代以后，“文”与“质”这对概念渐渐演变为对文章词赋的评价标准。例如东汉的王充认为文章的“文”与“质”应该相符合、相和谐，他说：“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意奋而笔纵，故文见而实露也。人之有文也，犹禽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皆生于体。苟有文无实，是则五色之禽，毛妄生也。”(《论衡·超奇》)这里强调的是“文”产生的必然性以及“文”与“质”的相互依存关系。王充在孔子的基础上，把“文质说”引入文章评价中，这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王充的思想得到进一步发挥，例如，著名文论家刘勰指出：“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文心雕龙·情采》)这就是说，“文”是要以“质”为依据与凭附的，就像水面上的涟漪要靠水流动不已、变动不居的性质，树上的花朵要依凭树干的坚实一样。这就是“文附质”。反过来看，“质”也需要“文”来表现，就像虎豹虽有凶猛之性，但如果毛皮上没有绚丽的色彩与花纹，看上去也就和牛羊差不多了。这就是“质待文”。在这里刘勰通过举例来说明文章词赋的写作一定要文质兼备，不能有所偏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