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理论研究的文风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就是不说中国人的话。具体地说，就是试图从语言、思维方式、价值判断上全盘后现代化。然而，有些文艺理论研究工作者又没有“化”透，因为在这个“化”的过程中，他们塞进了不少对后现代主义“误读”的东西，以及自己生造的不伦不类的货色。准确地说，这套东西应当叫中国学院特色的后现代化，或者叫伪后现代化。装腔作势、自命高深，思维混乱、玄虚空泛，不知所云、莫名其妙，是这种文风的共同特征。

　　它起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那个时候，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东西大量涌入，成为模仿的对象，而翻译的低劣，又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以后，这种趋势则愈演愈烈，一发不可收拾，以至连一些搞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教授也逢迎其间。

　　其实，这是一种价值取向上的倒错。一位以操此文风而著名的教授曾这样倾诉衷肠：“在当今时代，中国知识分子要取得话语权力，要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之物，就有必要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权威包括海外汉学家的指认和命名。本土的文化权威已经颓然死去，人们也没有耐心听取同样的破落者的声音。一个经济和精神双重困窘的族类，它无法指望其他结局，也许这是最好的出路。我们的文化早已把我们置身于这样的境遇，我们已经没有奔赴这一目标和那一目标的自由，连逃脱也注定了落网，这就是我们的文化归属。”我费了好大工夫才猜到他的大意：中国的文化已经没戏了，除了皈依西方，没有别的出路。怎么说这位教授也算是中国人，好好的一个中国人，你不为弘扬、发展中国文化出力，偏要一门心思地去讨洋人的好，这算是怎么一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