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分支学科。以出土古代简牍及其文字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问。内容包括文字考释、简册复原、文献勘校、简册制度和相关历史研究等。对中国古代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古文字学、语言学、古典哲学和古代文献学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古代简牍学研究　中国古代以竹木为主要书写材料流行于魏晋以前，后为纸所取代。目前所见时代最早的简属战国早期，最晚则为晋简。古代简牍代不绝出，对它的研究历史已逾两千年。西汉前期发现的孔壁古文经及西晋太康二年(281)出土的汲冢竹书均属先秦简册，汉人木简于北宋徽宗朝也有所获，但实物惜皆散佚。汉人孔安国、刘向、刘歆等，晋人荀勗、束皙等，宋人黄伯思、赵彦卫等，分别对这些资料进行过整理考证，对古代经学和古代史的研究有深远影响。

　　现代简牍学研究　始于20世纪初，目前发现的简牍资料已逾25万枚。1901年以后的50年，简牍学进入由零星发现向有计划发掘的过渡时期。简牍出土地点集中于西北，新疆罗布泊楼兰、民丰尼雅遗址和甘肃金塔、内蒙古居延烽燧遗址相继发现汉晋简牍，尤以1930年发现的万枚居延汉简最为重要，同时也有大批简牍流往国外。简牍内容主要为屯戍士卒的簿籍和信札、契约等，对研究汉晋西北边地屯戍、社会经济和政治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王国维、罗振玉于1914年出版《流沙坠简》，王国维又作《简牍检署考》，奠定了简牍学研究的基础。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劳榦《居延汉简考释》、夏鼐《新获之敦煌汉简》，除简册制度的一般研究外，考证汉代西北社会经济、兵制、屯戍、烽燧和地理。一些西方学者如沙畹、马伯尔、孔拉第等对简牍学研究也有重要贡献。

　　发展期(1950～1970)　简牍的出土均为科学考古发掘所得，出土地点不限于西北，简牍时代可溯至战国。简牍内容也逐渐丰富，主要包括卜筮祭祷记录、屯戍及法律文书、公文契约、信札和遣册等。饶宗颐、史树青开战国楚简研究之先。劳榦《居延汉简图版之部》及《考释之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居延汉简甲编》、瑞典索马斯特勒姆《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考古研究》完整地公布了出土达30年之久的居延汉简资料，对厘清简牍的出土层位、出土地点及编册复原，提供了可靠的原始资料，开辟了简牍学研究的新阶段。这时期的简牍学研究在方法上已较以往对文字的考释为主转入对簿册形制的考古学研究，并结合文献对简的内容，从屯戍档案的角度作全面的整理分析。郭沫若、陈直、黄烈注意探讨西汉的社会性质，劳榦、陈槃等全面研究汉晋的政治和经济制度，陈梦家《武威汉简》、《汉简缀述》体大思深；森鹿三、大庭脩有关居延汉简研究方法和简牍复原方面的成就，则使其成为日本简牍学界的翘楚。

　　成熟期（1970年至今）　各地战国至三国遗迹出土的简牍数量剧增，内容涉及经、史与儒、道、墨、兵、农、杂、数术、方技各家典籍、佚籍，以及文赋、律令、纪年记事文书、诏令档案、公文契约、卜筮祭祷记录、账簿、信札和遣册等，珍异非常。在战国简牍研究方面，由于以《望山楚简》、《曾侯乙墓》、《郭店楚墓竹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包山楚简》、《睡虎地秦墓竹简》，以及甘肃天水放马滩和湖北江陵王家台秦简为代表的数批简牍资料的整理出版，不仅使战国文字的研究迅速形成专学，而且与之相关的楚史秦史、古代思想史、古代文献学、古代法律史及战国纪年等问题的研究得以全面展开。在秦及汉晋简牍研究方面，除1970年以后于内蒙古、甘肃各地陆续出土的大批汉简部分整理为《居延新简》、《敦煌汉简》和《敦煌悬泉月令诏条》外，湖北云梦龙岗秦墓和荆门秦汉墓出土的简牍分别整理为《龙岗秦简》和《关沮秦汉墓简牍》，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湖南长沙马王堆竹简、湖北江陵张家山汉简、江苏连云港尹湾汉简分别整理为《银雀山汉墓竹简》、《马王堆汉墓帛书（肆）》、《张家山汉墓竹简（247号墓）》和《尹湾汉墓简牍》，湖南龙山县里耶古城出土的秦简、河北定州八角廊及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墓出土的汉简资料也有刊布和研究，湖南长沙走马楼出土的三国吴简已陆续整理出版。这些新资料的发表，极大地推动了简牍研究的开展，学者们据以钩沉古代简册制度，发覆古史，考稽制度，重建历法，梳理官制，比察名物，释证地理，探究葬俗，勘校文献，探究古代科技文化与数术思想，广及古史研究的各个领域，渐致深入系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居延汉简甲乙编》于中国大陆首次发表了相关资料的全部照片和释文，从而使居延汉简的出土地得以全部明确，对于复原汉简编册极有意义。台湾简牍学会《居延汉简新编》则于释文方面更趋准确。此外，对汉文简牍之外的其他文字简牍的研究也日臻深入。

　　简牍学的发展与考古学和古文字学具有密切的关系。简册整理和文字释读是简牍学研究的基础，考古发掘中应首先注意分辨简的出土状况及次序，然后结合简册形制、书写格式和文字内容将单简编连复原，可大大提高简册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