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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春树《我的职业是小说家》:后现代状况下的文学写作
2017年03月03日 09:17 来源:文艺报 作者:荣元 字号

内容摘要:远离文坛:小说家的成名之道村上的《我的职业是小说家》开篇第一章议论小说家是怎样一种行当,类似序章,接下来的两章则主要讲述自己如何从经营小酒吧到写小说,并因为第一部小说《且听风吟》获得《群像》新人奖(第22届, 1979年)而迈出职业小说家的第一步,故事并不新鲜。不浪漫的小说家与不特定的读者《我的职业是小说家》第七章讲述村上开始职业写作之后的状态,宛如一幅自画像。关于此书的题目,日文版标题原本写作《職業としての小説家》,直译也许可译成《作为职业的小说家》或《小说家作为一种职业》,现在的中文版译作《我的职业是小说家》,从该书的内容和主旨看也很恰当。

关键词:小说家;文坛;写作;职业是;读者;日本;村上春树;文学奖;生活;世俗

作者简介:

  村上春树(1949— )虽然没有刻意把自己深藏于公众视线之外,但也不是很喜欢谈论自己的作家,在以往的一些随笔类作品里,他时而会谈到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小说写作,大都是断续而碎片化的。《我的职业是小说家》则不同,是村上第一次系统讲述自己的文学经历之作,在该书后记里他明确说,这是他“关于小说写作见解的集大成”。而村上谈论“小说写作”,并不像学者或批评家那样热衷于概念辨析和理论阐发,而是处处结合自己的实际,既讲小说的写作之道,又讲小说家的生存之道,并明显把重点放在后者。如果说“村上春树文学”早已跨出日本成为了一个流通全球的现象,那么,这本“村上春树首部自传性作品”无疑可为我们解读“村上现象”提供很多新鲜线索。

  远离文坛:小说家的成名之道

  村上的《我的职业是小说家》开篇第一章议论小说家是怎样一种行当,类似序章,接下来的两章则主要讲述自己如何从经营小酒吧到写小说,并因为第一部小说《且听风吟》获得《群像》新人奖(第22届,1979年)而迈出职业小说家的第一步,故事并不新鲜,叙述也规规矩矩,但值得注意的是村上对“文坛”的态度。按照惯例,一个人成了作家常常自然被称为登上了“文坛”,村上却刻意强调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关联,且以自己为例予以证明。村上说《群像》新人奖确实使他获得了成为作家的入场券,但他并没有由此而走进“文坛”。这首先是出自作家本人的原因:因为他写小说本来即是“陡然起意”,“文坛是怎么回事,文学奖又是怎么回事,我几乎丝毫不具备这类基础知识”;而成了职业作家之后,他每天有规律地作息,“晚间几乎不再外出应酬”,也就更觉得“没有必要也没有时间和这些场所(亦即文坛)建立关系”了。其次,则来自媒体的指认,尤其是经历两次落选芥川奖之后,“受到文坛的冷淡”和“对文坛避而远之”成为媒体不断贴给村上的标签,“文坛”也就离他越来越远。

  写作《我的职业是小说家》时的村上,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已经畅销全球,对他而言,日本的“文坛”当然不具有什么意义,他为何还如此不惜笔墨地来谈论这一问题?在日本文学的历史脉络里,“文坛”其实是近代的产物。作家伊藤整和友人濑沼茂树合著的《日本文坛史》(讲谈社出版)时间跨度涵盖明治至大正年间大约半个多世纪,篇幅长达24卷;川西政明(1941—2016)的《新日本文坛史》(岩波书店出版)则有意识地接续伊藤整的写作,从夏目漱石(1867—1916)之死写至村上春树的出现,亦有10卷之多。这两部著作的皇皇卷帙,已经显示出“文坛”在近代日本文学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而通过这两部著作,则可以看到,所谓“文坛”,首先是“文人”们的交际应酬之所,而这批“文人”,不仅因其以文笔为业而区别于一般社会职业,还常常以自命不凡的姿态、放荡不羁的怪诞行为区别于一般世俗人群,并很悖论地因此而获得一般世俗的认可,甚至被尊崇为人生导师或思想先知。他们藉此建立起了相对独立于政治、经济权力的自足场域。但这个看似纯粹的“文学场”内其实也充满权力斗争,已经“在场”的作家、批评家、编辑者和出版者们合作起来安排文学秩序,亦即如皮埃尔·布迪厄所描述过的那样:决定“内部等级化”。一个作家的名声和影响,首先取决于他/她在这个“场”里的站位状态。村上在《我的职业是小说家》里紧紧扭住“文学奖”特别是“芥川奖”谈论“文坛”,固然可能是缘自当年芥川奖落选的心理创痛,但也确实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因为在二战以后的日本,芥川奖被赋予了特殊的权威性,既决定着作家在“文坛”或曰“文学场”上的位置,也作为作品价值的标签,影响“文学场”外的图书市场,可谓文学生产和流通体制中一个关键性的装置。

  但按照《我的职业是小说家》的描述,村上春树本人恰恰提供了一个反例:不是登上文坛而是远离文坛,成就了他的成功之路。但需要注意的是,《我的职业是小说家》其实也是一种“小说家言”,不能完全信以为真。且不说他自己反复提及的《群像》新人奖,即使在此后他也曾获得过多种文学奖项,如《寻羊冒险记》于1982年获得野间文艺新人奖,《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于1985年获得谷崎润一郎奖,《奇鸟行状录》于1996年获得读卖文学奖,都是由文坛权威人士——著名作家或评论家担任评委的大奖,他们对村上文学的评价,反映了“文坛”对村上文学地位的认可。所以,《我的职业是小说家》所写村上的远离文坛或被文坛远离,与其说是事实描述,不如说是作家有意采取的一种叙述策略。

  不过,如果由此把村上的“反文坛”姿态视为其争取文坛位置的手段,似乎也会失之简单。更确切地说,这种姿态也许正来自于村上对日本“文坛”状况的判断。川西政明曾在《新日本文坛史》第10卷指出,支撑着昭和文坛的三岛由纪夫(1925—1970)和川端康成(1899—1972)的死即意味着“文坛”的终结。当代知名作家岛田雅彦(1961— )则认为,在1970年代的日本,以纯文学为中心的文学市场还能发挥功用,和资本的原理划开界线,文学批评也具有影响力,但随着高度经济增长进入成熟期,大量消费的时代导致资本原理主导了所有的表现领域,日本的现代文学也在1970年代末迎来了终结之期。川西所说的“文坛终结”和岛田所说的“现代文学终结”,各自的含义和侧重点虽然有所不同,但他们显然都认为自明治以来特别是二战以后树立起来的纯文学理念和相应的文坛制度已经解体。而非常有意思的是,川西和岛田都把村上春树的出现,视为现代文学或文坛体制终结的标志。村上本人对此是否有清晰的理性认识,不得而知。但从《我的职业是小说家》对“小说家”和“读者”关系的分析看,他很清楚“文坛”的中介作用已经不那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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