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少苏在《宗岱和我》（重庆出版社）中提到，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时，梁宗岱被人诬告恶霸罪被拘押，她急忙找出藏信烧掉，只留下极少数信件，都是他视为“宝贝”的，如瓦莱里、罗曼·罗兰和闻一多写给他的信。但是这些“宝贝”没能逃过“文革”浩劫，红卫兵抄家，连同呕心沥血的译著，“还有罗曼·罗兰的六封来信和瓦莱里的十三封来信以及两位大师送给宗岱的亲笔签名的大照片，法国画家哈烈为宗岱画的一张全身速写像，统统烧掉了。”

　　这段话一直铭刻在笔者脑海中。2003年后，我们完成《梁宗岱文集》，开始搜集他欧游时期的佚文。经过近十年积累，所得超出原来期望，除了佚文，还有几位外国作家记述梁宗岱的文章。2011年，诗人何家炜到巴黎参加书展，提议我们介绍给国内读者，于是产生撰写《青年梁宗岱》的计划。开始不久，我们在瑞士找到梁宗岱致女作家瓦朗让的信。这个发现重新点燃了我们一个从不敢说出来的梦——在法国找寻梁宗岱写给瓦莱里和罗曼·罗兰的信件。法国没有经历“文革”，这些信件应该仍在，除非两位大师认为无足轻重，没有保留。

　　致瓦莱里的十六封信函

　　但是到哪里搜索呢？毫无头绪。直到有一天，读到日本恒川邦夫教授的论文《〈鸭绿江〉注释绪言——瓦莱里与盛成》（Prolégomènes à une exégèse du Yalou :Paul Valéry et Cheng Tcheng）。内容与梁宗岱无关，可里面摘录了多段瓦莱里与盛成来往信件的原文，心想既然盛成的信至今犹存，梁宗岱的信可能就存放在同一个地方。查阅文末注解，信件在Valeryanum。笔者把这个词译为“瓦莱里典藏室”。这是一个庞大的文献档案，由瓦莱里好友、银行家莫诺（Julien Monod, 1879-1963）穷一生之力收集，总数超过一万二千种（一种可能包括数件或十数件），现藏巴黎杜塞文学图书馆（La Bibliothèque littéraire Jacques Doucet）。

　　有了这条线索，第一个反应是查看图书馆的网上电子目录。没有痕迹，必须亲身上门。于是拣挑了个睛朗的初夏下午（只有下午才开放），带着写好的查阅申请书上去。办过手续，进入放满老式卡片目录柜的房间，可是翻完又翻，找不到。眼看无计可施，突然想起日本论文，看不到梁宗岱的信就看盛成的吧，于是把从论文注释抄下来的编号填进找书单。书很快便出来，这是一本装裱好的宗卷，书脊写着 Etude pour Ma Mère（《我的母亲》研究）。里面交替排列着信件、手稿和剪报，钉装成册。其中有几封瓦莱里和盛成的通信，既有原件，也有打字稿。翻阅了一部分，突然醒悟自己走了弯路。这里是研究图书馆，所有藏品保持原样，不会把书信分拆出来独立编目。查目录时，按时髦的说法，“关键词”不应是“盛成”，而是宗卷标题的“我的母亲”。同样道理，梁宗岱的“关键词”应该是“水仙辞”（Narcisse）、“陶潜”（T'ao Ts'ien）或者其他著译。不出所料，在馆员协助下，很快便找到五种：

　　一、Etude pour Narcisse - Traduction en chinois par Liang Tsong Ta（《水仙辞》研究——梁宗岱中译）

　　二、Charmes，《水仙辞》中译本（中华1931年版）

　　三、Les Poèmres de T'ao Ts'ien《法译陶潜诗选》，这里收藏了四册

　　四、《诗与真》初版（1935）

　　五、《诗与真二集》初版和《一切的峰顶》增订本（均为商务1936年版）

　　皇天不负有心人，在这五份宗卷中，找寻多年的梁宗岱致瓦莱里信函，第一次出现在眼前：一封四页长信，写于1935年5月，从日本寄出，这是至今所知最后的一封信。此外还有三张明信片，写着简单的信息:一张梁宗岱照片明信片，1931年摄于意大利佛罗伦萨附近山区，这是在海外发现的唯一一帧梁宗岱照片。还有一本专门为莫诺先生抄写的《水仙辞》手稿，四十八页，毛笔书写，秀丽的隶书书法，这是现存梁宗岱最完整的一份手稿。

　　笔者每隔一天跑一次典藏室，该馆为了防止文献流失，严禁复制，重要的文献只能逐字抄录。到了最后一天，和馆员熟络一些，才得以手机拍摄了《水仙辞》手稿两页和意大利留影。

　　虽然信函只看到一封，不仅没有失望，反而充满希望：莫诺不是收信人，更重要的信件必定由瓦莱里另外保存，于是下一步把目标转向法国手稿部。2000年前后，西方的公共图书馆掀起一场电子革命，法国国家图书馆的网站，几乎每天都有更新通告。手稿部的电子目录，也是在这个时期上网，很顺利便查到梁宗岱的书信，收藏在瓦莱里档案的“普通书信”第十九卷“Lebl-Ly”，共二十二页。接下来便是去抄录，在典藏室看的是原件，在这里只能看微缩胶卷，而且使用最古老的幻灯式投影机，以射灯把胶卷影像直接投射到白色木板上，可想而知如何吃力。偏偏转录容不得半点马虎，也不记得花了多长时间，揉过多少次眼睛，最后终于完成。这里收藏着十二封梁宗岱信函，和瓦莱里来信十三封几乎对等，加上典藏室的五封，总共十七封。读着这些信件，梁宗岱和瓦莱里的交情从模糊的“印象派”，迅速变成清晰的“现实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