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5年陇海铁路没有延展到西安以前，泾阳、三原始终是 陕西和西部的经济中心，是西部 “商务总汇”。当时的泾阳聚集 着大量的茶庄、烟坊、布庄、皮 货坊和药材店，进行着大宗的商 品交易。药材“一年买卖总额为 20万两之谱”；布匹“每年所运 达千万元之谱”；皮货每年不下2万余斤；水烟丝每年高达970万斤，即使在近代“每年布匹、茶叶、药材、 粮食及银钱之买卖，其数多在二千万元以上”。如此海量的商品流通，需要 有金融业的发展作为货币流通的基础。因此，明清时期的五百余年里，泾阳 和三原又是西部的金融中心，掌握着西部的银钱交易，号称“中国西部华尔 街”。控制了泾阳、三原，就控制了陕西乃至于西部的经济命脉。所以，那 时关中流传的民谣就是“宁要泾阳、三原，不要长安”。泾阳、三原之所以成西部金融中心，基于多个方面的原因。 一、陕西是边疆重地。明代陕西即为边防建设的重点地区，为了确保西北边疆的安全，明政府将边防建设的重点放在陕西，“明边重陕西”，使帝 国财税的绝大部分均耗散在这一边境军事地带，每年仅江南各省输向陕西的 饷银就不下十万余两。清朝虽然陕甘分省，陕西内缩为内陆省份，但陕西仍 为边关巨障，西域屡次用兵的协饷均由陕西转输，乾隆以来朝廷屡次征剿西 域，每年经陕西协饷输银不下60余万两。新疆开省后，全国经陕西输新疆的协饷就有291万两，“当时市面上光耀夺目之白铤，犹充斥皆是”，这无疑增加了陕西的货币供应，为陕西钱商的发展起了输血的作用，使许多陕 西商人开的钱庄、票号承担着地方政府藩库的作用，将税收和协饷转化为生 息银两，为官府取利。协饷流通，库款充裕，这些饷银都要从泾阳、三原 汇划，使泾阳、三原金融活跃，长期保持着“刻有现款百万，便可立致裕 如”的局面。

　　二 、陕西商帮产生后对货币资本的需求 。 自明代初年陕西商帮登上历史舞 台后，陕西商人在食 盐、茶叶、棉布、皮 货、烟草、药材、木他们长途贩运，跋山涉河，奔波于南北大半个中国，在途、在厂、在岸需占 用大量资金。如四川盐井“上井三万金……下井数千金或数万金”， 湖豫贩 布“每次运来大几千上万两银子”。 兰州水烟业“每家烟坊的资金大都在万 两白银以上，甚至有十万银元之多”。 秦巴山中的木箱业“每厂辄数百人， 非操重货有力之家不能办”。 而三原的药材店资金五六千元为大，人口百余 口为多。经营这些跨州越县的大宗商品流通，无不需要巨额资本投入，这为 钱商借贷业务的开展提供了极其有利的市场条件。加之，当时大宗商品批发 业务多采取赊销方式，每月28日为走标之期，各地庄口将货款汇押兰州，再统一由兰州总店分春秋四季雇镖局押运泾阳、三原总号，号称“四季镖”，然后分解各地。使泾阳、三原作为西北金融汇划中心，每年划汇各地的银

　　两常在两千至三千万两之巨，为避免“失镖”的损失，经营异地汇兑的票 号、钱店和经营同地借贷的典当、钱庄多集中在泾阳、三原，形成扎堆经 营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