泾阳在秦时为云阳县，正处在古丝路的起点，并成为明清“天下第一 商帮——陕西商帮”兴起的故乡。

　　泾阳县为秦之古县。秦昭王弟悝 被封此，号“泾阳君”，泾阳由此而 得名。又因泾阳在泾河以北，“山南 水北为阳”，故为泾阳。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地原点的所在地，泾阳永乐店附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地原点地

　　标建筑，说明泾阳是中国大地测绘的中心点，这一原点与秦汉以来中国古建 筑的基准线是完全一致的。历史将中国大地测绘的中心选择在泾阳，也许并 不是偶然的。因为在1935年陇海铁路没有延展到西安以前，政治城市、经济 农村的二元化社会结构，使泾阳和三原始终是西北“茶叶、水烟、布匹、皮 货和药材五大加工运销总汇”，始终保持着“西部经济中心”的优势地位， 号称“中国西部华尔街”。直到民国陕西流传的民谣是“陕西的县，泾阳、 三原”，“宁要泾阳、三原，不要西安”。

　　泾阳农业资源历来发达，“峨仲耸于北，泾水环其南……平畴旷野，村落相连，有河渠之饶，岩寨之险，每夏秋间，烟腾云绕，禾麦盈阡” ，农 业经济的发展为泾阳成为陕西经济中心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泾阳“政繁而道冲” ，水陆交通极为发达，南有泾河，上溯可达长武直入甘肃平凉；东南顺流而下，可直通潼关、蒲津；北有富平之路，可通耀县、同官，连接延绥；西有礼泉之路，直达凉甘，这使泾阳成为西北的交通要冲。泾阳同时又有水泽之利，泾河之水熟泡皮张，焙炒湖茶味色别致。

　　这些天时地利的便利条件，使泾阳在明清之际的五百年间始终保持着西 部“经济中心，烟茶总汇”的优势地位。由甘宁运来的皮货需在此借泾水熟 皮硝制；由湖汉输入的茶叶需在此焙炒压制成茶砖；由陇甘输入的水烟叶须 在此刨制成丝；东西部流转的镖银须在此汇划分解，使泾阳“唯系商贾云集 之区，城内百货云集，商贾络绎” ，泾阳是“湖茶、兰烟、甘宁皮货聚集之 地，成为沟通南北货物装制转运之枢纽”。 明清以来数百年间一直呈现着 “过客如云集，佳人拾翠来，有村尽竹树，无处非楼台” 的锦绣繁华景象。 正因为这样，当明代初年明政府在陕西推行用粮食换盐引的“开中制” 和用茶叶交换西北马匹的“茶马交易”政策时，陕西泾阳商民闻风而动，他们为贩运商品的巨大利润所吸引，“慕愚迁之美富，忘稼穑之艰难”，纷纷走上输粮换引、经营茶叶的市场化道路，使泾阳成为明清时期陕西商人产生 最多的地区之一，许多泾阳商人都是这一时期通过输粮换引而走上了经商致 富的道路。如石象“家世耕商” ，郭金、郭荣、郭镇“三人者从田间奋兴，以粟起家，累千金” ，郗延贵、郗延富“弟幼业农，延贵兄习于川贾” ，罗隐“家世田，先君逐田又以商贩转生息” ，更有许多泾阳商人通过输粮 边关，通引淮扬而成为扬州的大盐商。泾阳大商人张旭“从天顺八年至正德 八年的四十二年中，在甘肃河肇地区经营边饷，生意日茂” ，是典型的盐 商；泾阳王舆，嘉靖年间“乃辞其父母入淮阳贾盐，居淮扬十余年，已富有 资”，亦是明中叶扬州有名的陕西大商人 ；泾阳鱼蜡峨“家中在秦，辄居扬 州，与盐荚贾人游，家故饶” ；泾阳张高楼“用计然荚征货江湖，家遂鼎 食” ；还有泾阳清流乡的雷士俊，早年志在科举，后为生活计，弃儒为商，走上扬州商贩道路，建草堂于艾陵湖畔，成为扬州的著名文人。 更有泾阳商人赵裕，早年是做粮食生意的，由于响应明政府输粮助边的号召，运粮食 贩到边关换取盐引，再到扬州支盐， 发了不少财，成为积财万贯的大盐 商，发财后专门投资翻修了扬州大明 寺的大雄宝殿，今天还香火缭绕。所以，《泾阳县志》准确地记叙了这一明代泾阳商人下海经商的浪潮，“县西北殷实小康者户又多以商起家，其乡之娴戚子弟从而之蜀之陇之湘之鄂者十居六七……推而计之数不知其凡几”。 “推而计之数不知其凡几”应当是一个非常形象而又准确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