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本主义民主与中国的未来 

　　——中国民主实践的分层性与 

　　多样性“党争民主”祸患无穷 

　　当前，以“党争民主”为核心的西式民主逐渐沦落到了人人喊打的地步。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提出美国已经是1%美国人的“民治、民有、民享”而引导了占领华尔街运动；福山提出美国政治制度的“政治衰朽”和“否决型政体”；《经济学人》发表广为流传的《西方民主怎么了》；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报告以控枪等80多项公共政策议题为例，指出美国不再是一个民主国家，而是寡头国家；正在风靡全球的皮迪克的《21世纪的资本论》更是对资本主义的釜底抽薪……可见，西方主流思想界对自己曾宣称的“历史的终结”的自由民主理论正在进行大反思甚至是否定性批判。与此同时，乌克兰悲剧、泰国动乱以及“阿拉伯之春”以“阿拉伯之冬”收场，都让我们看到“党争民主”的祸害无穷。与西方国家治理困境和转型国家的难堪相比，中国的国家治理让人刮目相看，以至于曾经认为“历史终结”的福山把中国当做世界的希望之窗，是西方的榜样。 

　　但是，发达国家问题、转型国家困境和中国成就的反差，并不意味着民主本身过时了，更不意味着中国可以不发展民主了，可以不重视民主了。我们应该认识到，这种巨大的反差根源于“党争民主”这个祸害，在于这些国家是否搞了“党争民主”。不仅如此，我们更应该强调，中国的成就恰恰来自30多年来民主实践的多层次性和民主形式的多样性。 

　　让全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传统的民众，都过一样的政治生活即党争民主，实在是匪夷所思的景象。党争民主的前提和基础是同质化社会，即基于同一个民族、共同信仰以及平等化社会结构的社会。在一个异质化社会搞党争民主，结果必然是南辕北辙，异质化的发展中国家搞党争民主更是祸害无穷。这是因为，基于竞争性选举的西式民主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利益分配而不是发展。因此，当一个国家处于贫穷落后阶段就搞起党争民主，在贫困状态下搞“分肥”，结果必然是国家的厄运，遭殃的是人民。 

　　政治生活的多层次性与功能多样性 

　　党争民主的危害性已经很清楚了。但是，党争民主只是民主的一种形式而已，是西式民主中一种纵向的和国家层面的民主形式。不能因为规避党争民主的危害而回避民主本身，更不能因噎废食。要知道，政治生活具有多样性，政治实践是多层次的，民主形式自然也应该是分层的、多样性的。 

　　在层次上，政治生活分层为纵向的国家层次、纵向的地方层次、横向的生活层面即我们所生活的“单位” 以及社区。政治生活的层次性并不是问题的全部，政治还有非层次性的功能区分，比如立法功能、决策功能、监督功能，等等。也就是说，多层次的政治生活的政治功能必然是多样化的。 

　　由不同层次和不同功能构成的政治实践，自然应该有相应的不同形式的制度安排和政治生活。在当下的时代，不论什么样的制度安排和政治生活，大概都不能缺少“民主”这个关键词，因为民主不仅是现代政治的最重要特征，也是中国共产党赖于起家、壮大和执政的旗帜。但是，我们又不能像西式民主理论那样，一说民主就是竞争性选举即党争民主。 

　　我们反对选票至上，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而且必须承认，不同层次、不同功能的政治生活需要相应的民主制度安排。不仅如此，我们更要从政治生活的常识出发，厘清哪种层次、哪种功能的政治最需要民主政治以及何种民主形式。 

　　在我看来，中国老百姓对县以上的政治并没有直接的感觉，或者说县以上的政治与其利益并没有直接的相关性，因此，国内外的历次民意测评才表明，中国老百姓对党中央、对政府的信赖度在全世界处于最高行列。这也就意味着，中国老百姓对执政党是满意的。但同时，中国老百姓又有很多怨言，甚至常常以“群体性事件”的方式表达怨言和利益诉求，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对纵向的基层政治不满，对横向的单位生活和社区生活不满，对政治功能不受控制不满。如果这种判断是大致正确的，那么可以认为，不满的人既有草根阶层，又有所谓的精英阶层即哈佛大学—北京大学联合调查中所说的既得利益阶层，而且既得利益阶层的不满远远大于草根阶层。因为草根阶层发动的“群体性事件”主要是因为其经济利益在程序上受到侵害，一旦得到补偿矛盾就得到化解，比较而言，既得利益阶层的不满具有相对的长期性。根据我对中国政治的观察和理解，既得利益者的不满主要来自横向层面的单位中的问题和功能层面的权力滥用而对自己利益的侵害。 

　　可见，无论是层次上的问题还是政治功能上的问题，说到底都是对具体的人的利益构成了侵害。为此，执政党和政府历年来才反复强调，事关百姓生活和利益关切的政策，一定要事先征得百姓的意见，要有百姓的参与。百姓参与、征求百姓的意见，其实就是民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