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古文流派。由桐城派古文衍变发展而形成，因代表人物曾国藩为湖南湘乡人而得名。

　　鸦片战争前后，桐城派经姚鼐弟子梅曾亮等传扬，流衍益广，但拘守义理、内容空疏、文多禁忌，渐不能适应现实变化。太平天国起义后，曾国藩从卫护皇权和封建“圣道”出发，扶持自命继承道统、文统的桐城派。1858年，他作《欧阳生文集序》，叙述桐城派源流，宣扬姚鼐及其高第弟子，历称各处众多的桐城派古文家，以见其影响所及，至为广大。次年又作《圣哲画像记》，列姚鼐为古今圣哲32人之一，并谓“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他位高权重，“又为文章领袖，其说一出。有违之者，惧为非圣无法”（李详《论桐城派》）。桐城派古文遂形成“中兴”局面。当时吴敏树已指出曾国藩并不“以姚氏为宗，桐城为派”（《与篠岑论文派书》）。曾国藩复信亦承认“斯实搔着痒处，往在京师，雅不欲混入梅郎中之后尘”；又称“平生好雄奇瑰玮之文”，与桐城派古文清淡简朴的作风并不相同。其《送周荇农南归序》“略述文家原委”，赞赏清中叶胡天游、邵齐焘、孔广森、洪亮吉等骈文家“宏丽之文”，而对“方姚之流风”稍稍兴起的趋势，并无美词。曾国藩虽推崇桐城派但不墨守，实际利用桐城派“私立门户”。他编选《经史百家杂钞》，补充姚鼐《古文辞类纂》摒弃经史的缺陷，扩大古文的学习范围，更为通达。更重要的是接受经世思潮的影响，于桐城派标榜的义理、考据、辞章之外，加以“经济之学”；又指出“古文之道，无施不可，但不宜说理耳”（《致吴南屏书》），把古文引向关心经世要务、切实致用的路径。而为文少禁忌，奇偶并用，使文章舒展有气势，雄厚有内容，矫正桐城派专在文词上洗刷，求雅洁而偏柔弱之弊，使古文从局促迂缓的狭小天地里解脱出来。晚清李详认为：“文正之文，虽从姬传入手，后益探源扬、马，专宗退之，奇偶错综，而偶多于奇，复字单义，杂厕相间，厚集其气，使声采炳焕，而戛焉有声。此又文正自为一派，可名为‘湘乡派’，而桐城久在祧列。”（《论桐城派》）曾国藩对桐城派文论和文风的改造，反映鸦片战争后文学向经世致用发展和风格转换的趋势，但也包含把经世文风纳入“卫道”轨道，以适应统治者需要的意图。曾国藩事功、文章名噪一时，幕府鼎盛，产生很大影响。尤其被称为“曾门四弟子”的黎庶昌、薛福成、张裕钊、吴汝纶，服膺其文论而付之践履，为湘乡派中坚。但湘乡派未能扭转传统古文衰变的趋势。曾门弟子之后，桐城派转回方苞、姚鼐旧辙，湘乡派亦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