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儒家的“诗教”原则。语出《礼记·经解》：“温柔敦厚，诗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儒家诗教居六艺教育之首，《礼记》大约是汉儒的著述，这段话也未必是孔子的原话，但可以视为孔门的见解。唐代孔颖达《礼记正义》将“温柔敦厚”释为“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情性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这是就诗歌讽谏的特点来说的，体现了对作者写作态度的要求。同时，《礼记正义》又说：“此一经以《诗》化民，虽用敦厚，能以义节之。欲使民虽敦厚不至于愚，则是在上深达于《诗》之义理，能以《诗》教民也。”这是就《诗经》的社会作用来说的，强调所有的诗歌既要温柔敦厚，同时也要以礼义进行规范。其实质是强调下臣对君主、下级对上级进行讽谏时所采取的态度。诗可以怨，可以“怨刺上政”，但怨刺讽谏又必须要有分寸，必须怀抱正确的态度。这个分寸和态度就是“温柔敦厚”，就是“发乎情，止于礼”，“怨而不怒”，“主文而谲谏”，就是只允许委婉劝讽，而不能尖锐或直接地批判。后人对这一诗教原则多有解释，但很少有人怀疑。直到清代王夫之在《薑斋诗话》中指出：“诗教虽云温厚，然光昭之志，无畏于天，无恤于人，揭日月而行，岂女子小人半含不吐之态乎？《离骚》虽多引喻，而直言处亦无所讳。”对温柔敦厚的原则进行了批评。温柔敦厚的原则对传统文学的影响极大，后来时常引申为艺术创作的原则，例如况周颐《蕙风词话》所提出的“柔厚”说，就是如此。既要求内容上深郁厚笃，又要求艺术表现上蕴藉含蓄，婉言微辞，既不叫嚣乖张，又不浅显直露。中国传统文学往往隐秀温柔，采用比兴寄托的手法，这一特色与儒家诗教是紧密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