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很像恋爱。面对爱情，我从不恐惧去爱谁。我最为恐惧的是：一、怕自己无所爱，二、怕自己爱不好，爱得对不起爱情本身。

　　写作小说十年，我最为恐惧的是：一、怕自己突然死掉，写不完；二、怕自己写不好，写得对不起自己动笔的初心。

　　因为在《散文选刊》工作了几年，我现在还有一重身份是散文的专业读者，即散文编辑，因此也经常被问及一些散文问题。最近就碰到一个写散文的朋友发问：“我写了一些东西，看起来有点儿怪，我觉得可能是四不像，所以也没有投稿，自己就把自己枪毙了——你觉得散文的标准是什么？”我反问：“请先告诉我，在你的心目中，散文的标准是什么？换句话说，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框定，一二三四五六七地把散文的边界给你划出来呢？”他茫然地说没有。我也诚实地说我认为也没有。“所以，我觉得，你写的是散文是小说还是四不像都不要紧，要紧的是写得好。我甚至觉得，”我图穷匕见，“如果你真的写出了一个好的四不像，那你就是一个伟大的作家，因为你创造了一种新的文体。”

　　由此想到了一个词：自由。

　　2014年11期《散文选刊》转载了一篇非常精彩的文章，作者是青年评论家张莉，题目是《假如自由能成为一种写作习惯》，她在里面提到了萧红，她说：“萧红的写作跟‘教养’二字完全不沾边……大多数作家在写作时都会自我规训的，以使自己的写作更符合潮流和文学惯例，大多数作家，都不敢、也不试图去做那个‘不合时宜’者……在我看来，作为作家，萧红为我们提供的经验是，在时代潮流里尽可能去寻找属于她的写作天地。即使有人批评她立场不坚定，写作没有套路也在所不惜。她绝不自我规训和自我审查以使自己更符合大多数人的审美口味。这也是我喜欢萧红的原因……不在任何事物面前失去自我，不在任何事物——亲情、伦理、教条、掌声、他人的目光以及爱情面前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这就是我理解的写作的自由。”

　　就外部条件而言，从古到今都没有绝对的自由——所有的人都是在戴着镣铐跳舞。自由最重要的本质意义，也是在精神领域里——写作，就是自己和自己的战争。自由，就是自己给予自己的礼物。

　　2010年，《最慢的是活着》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大同小异的祝贺短信挤爆了手机，几天之后，有一条冷冰冰的短信姗姗而至：“这样下去不行的。”我顿时汗颜。是啊，这样下去是不行的。而这种不行，我心如明镜——有言论说，作家和作品的关系有三种：作家大于作品，作家等于作品，作家小于作品。按照此论，诚实地说，《最慢的是活着》是属于第一种。也就是说，这种模式的写作对我而言并不吃力，相对轻松。可是，我就这么一直轻松下去吗？那么，我之后的可能性又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