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陆文虎（北京）

　　三十年前，在谈到傅雷先生时，杨绛先生说，傅雷很幸福，因为他娶得了朱梅馥那样的好妻子，“梅馥不仅是温柔的妻子、慈爱的母亲、沙龙里的漂亮夫人，不仅是非常能干的主妇，一身承担了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杂务，让傅雷专心工作，她还是傅雷的秘书，为他做卡片，抄稿子，接待不速之客。傅雷如果没有这样的好后勤、好助手，他的工作至少也得打三四成折扣吧？”杨先生又何尝没有将这份幸福带给钱钟书先生呢？关于这一点，钱先生曾多次提到。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于一九四一年出版，当时，“作者远客内地，由杨绛女士在上海收拾、挑选，编定这几篇散文，成为一集。”钱先生因此在本书卷首对杨先生表示感谢，并将这本书赠予她。小说集《人·兽·鬼》于一九四六年出版，钱先生在序中说，“此书稿本曾由杨绛女士在兵火仓皇中录副”，并再次志谢。《围城》于一九四七年出版，钱先生在序中说：“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乱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杨先生事后回忆说：“有一次，我们同看我编写的话剧上演，回家后他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我大高兴，催他快写。”为了省俭，“也不另觅女佣，只把她的工作自己兼任了。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等我是外行，经常给煤烟染成花脸，或熏得满眼是泪，或给滚油烫出泡来，或切破手指。可是我急切要看钟书写《围城》，做灶下婢也心甘情愿。”

　　1993年3月至6月，钱先生突然病倒住院，杨先生虽已年高，仍悉心陪护，直到钱先生病愈回家。1994年7月，钱先生再次病倒，杨先生陪住，日夜不得休息。其时我正出访法国，两个月后我见到她时，人瘦了一圈，精神疲惫，甚至站立不稳，行走须扶墙。实在坚持不住，这才请了一位护理员替她值夜。从此时直到1998年12月钱先生去世，杨先生几乎每个白天都到医院陪同照料。由于医院饭菜不行，杨先生还要在家里为钱先生置办吃的。她将鱼或鸡去刺剔骨，捣成肉糜，辅以切碎的蔬菜，制成流食后亲自带到医院。1996年底的一天，我去看望钱先生。我和杨先生分别坐在病床两边同他说话。突然，钱先生开始咳嗽，杨先生早有准备，轻轻地拍抚他的胸前。发现他是有痰了，杨先生熟练地把吸痰器的玻璃吸管插入他口中，开动机器，并不断调整玻璃管的位置，将痰吸出来；接着又在吸管上插上一段橡胶管，从鼻孔里插进去，直达气管，将那里的痰也吸出来。杨先生的动作犹如一个有经验的护士。钱先生头感到痒了，脑袋不安地扭来扭去，杨先生用手在他的头上缓缓地搔着，他舒服了，安静下来。这时，他伸出一支胳膊，杨先生立即握住他的手，好象是应一个习惯性的约会。看着这情景，我觉得太感动了。

　　女儿钱瑗教授重病住院后，杨先生肩上的担子更重了。除了照看钱先生，隔一段时间她就到另一家医院去看望女儿。医院在郊区，路远，又不好走，钱瑗怕妈妈太累，总不让她去。杨先生放心不下，就在钱瑗床头安了一部电话，母女俩每天用电话谈心。那以后，杨先生每天都要向钱先生报告女儿的情况。1997年3月，因医治无效，钱瑗病逝。白发人送黑发人，杨先生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但是，她却对我说：“我能亲自送走钱瑗，心就安了；要是我先走，丢下钱瑗，她就太可怜了。”杨先生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她真是太坚强、太伟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