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种批评，从社会学的形态定义而言，在这里相当于清前专设于中央政权中“言官”的角色所发出来的纯属个人对社会看法的声音之一。

　　但此处所言的定义，又有别于清前中央政权中言官们的职责的看法的放言形式。

　　在这里，是专指，它是一种泛美学与艺术学本体有直接关联的、只对艺术品及艺术家品行进行直抒胸臆的，纯艺术学范畴的评判与观点方法。笔者在中国为中国艺术良性发展中行走中国大地30多年，尤其是2000年以来每年为中国在世界最大最完整呈显中国艺术家年度创作的平台《中国当代艺术》出版进行的全国每年一次选稿工作时，顺便在中国各高校讲座时所积累起来的、对中国文化发展的看法——也就是说，它是纯属个人对中国文化的看法的观点的总体集和，与其艺术创作中总体集和的内在逻辑分析并能形成规律的一种文学艺术批评思路样式。

　　当然，一是，它有别于属于国家政权中政体巩固所需的文化艺术观；二是，也有别于高等院校中为教育体制延续而形成的、以学院专事该项工作的教学成果观下的学术样式的文艺思想观；三是，还有别于艺术体制外的以民间力量形成的，近十年来主要为从艺者追逐名利而自发组织形成的对艺术品、艺术家自身发展满足再显必须的，专事该项工作人员所形成的已制定出默许游戏规则的含一定类学术观持有者所形成的江湖团体，如“中国美术理论家同盟”旗下的总体艺术家们的写作潜规则与观点。

　　笔者在前面的十三年间反复著文、著书言说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通过对中国当代艺术良性发展的呼吁，艺术家、艺术市场规律的建构背后所隐藏的已被丢失的民众的教化与文化的教化，怎样才能在重新召回中，形成一个谙合大道的规则。笔者曾经试制过几种模式，即：一、社会文化基金用于民众中有才情的艺术家进行自由创作而减少国家财政与管制的负担，减削西方对中国的文化经济强势植入，从而提高国家在国际竞争中文化安全防范的力度而必须形成的艺术基金会制；二、重新认识并复学在人类历史上五分之四时间都是世界大国的治国之道中所留下的文献与选择使用这些文献，使一个民族回到具有真正民族文化精神特征并具神性而为其终一的社会良好环境；三、广开社会聚贤纳才之举，宽容环境，使一个民族回到励才宗学、积极向上的社会总体进取精神，成为全民族才俊效仿的标杆；四、文化乐业、各显其术而纳于道统。

　　然而，这十多年的努力，显然是劳大于功。究其原因有：一、集权者放弃了对民众的教化，混淆了艺术与教育都应纳于教化的概念；二、放任过度，忽略了自由民主与文化艺术创作的真正含义，与其所存在的环境土壤关系。

　　一、

　　文化的教化还是教化的文化

　　教化这个词，本源于儒家的观点。

　　意指国家用礼乐教化的方式防止人心邪恶，使社会更为良善。

　　汉代初年，陆贾在《新语·无为》中曾说：“曾闵之孝，夷齐之廉，岂畏死而为之哉，教化之所致也。”而在《对贤良策》中，董仲舒又说：“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教化立而奸邪皆止。”其实，他们的观点为集权制中的国体奠定了文化政策与固化民众的理论基础。而二千多年来，中国的皇权们都一直在沿用此观来达到治理国家并使国强民富安祥呈世的目的，且还并都一一实现了他们及各层的宏愿，以民为上，造福了黎民。

　　显然，这些观点都是主张并促成了政权者们实施了：德行教化使民从根本上免除了犯罪动机，而刑罚仅仅只能防止人民犯罪。这种为治民的方法后来一直与刑并用，相济相成并在后世中得到了丰富与发展，并对社会良善、宏惩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