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爱历元年》出版了。我很得意于“爱历元年”这个书名，这是我的原创。这个书名，既是小说的一个情节，也是我对书中人物的美好祝愿。

　　《爱历元年》的创作初衷是想写知识分子的中年危机。早些年，我曾以为自己得了抑郁症。我不停地追问生命的意义，追问自己生活的意义，寻找新的创作突破点，却找不到答案。那是一种内在的走投无路感，一种荒寒与虚无。我周围的朋友也有这样的情况。他们很多功成名就、家庭幸福，却像一个个空心人，天天呼朋唤友，时时又说空虚寂寞，找不到内心真正的充实快乐。人过中年，生命短暂，意义还没有敞亮显现。我想把它写出来，也想在小说的写作过程中继续探寻。我想，孤独、荒寒和虚无，是不是就是人类真实而无法解脱的宿命？

　　可是，这部小说写下来，骨架搭建在一对寻常夫妻的情爱生活轨迹上，小说的走向却偏离了我开笔前最想表达的悲观主题，越往后写越温暖、宽容和悲悯，人性自然而然地向善与爱升华。到最后，每一个人物都在反省和忏悔中学会了去爱别人，自己因此也得到救赎，得到爱。他们都找回了自己的爱历，并愿意将爱历续写下去。

　　为什么会这样？应该说，我在写作过程中严格遵循了生活的规律，也严格遵循了我内心声音的指引。这不是一种粉饰生活的写作，也不是为了媚俗，而是我在生活中切切实实感受和思考到的，只有忏悔、宽恕、付出爱，人类才有希望。人可以自我救赎，可以给予爱，可以高擎着宽恕和爱的明灯走得更远。正像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尼娜》的过程，他一旦深入到女主角人物的内心，就不得不去救赎她。

　　我也思考过小说中的人物命运。孙离和李樵、喜子和谢湘安，他们的情感是人性的，若以简单的道德判断，他们又是不道德的。这个命题本无新意。孙离爱李樵，爱得很简单，在这份感情上他并没有负罪感，也没有自律，他对李樵的爱并非自觉的放手。有读者批评我没有写出人物在情感和道德冲突中的灵魂反省和痛苦挣扎，我觉得是过高估计了当代人的道德自律。道德的严格自律只可能发生在内心力量非常强大的人身上。孙离不属于精神上的苦修者，他不是《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伊凡，时时在怀疑、思辨和挣扎，当然他更不是阿廖沙，时时警惕自己不要变成坏人。但孙离内心有一种本能的向善的力量，他还能爱，有不忍，有正义感。就让他活在一种淡灰色却又向着光明的空气中吧。那是一种就要亮起来却又融合着阴影的光线。我有意把李樵与孙离的分手写得突兀决绝，不作交代。生活中有太多秘密，每一个人的背后都有无法透视的地方，有些秘密是无害的，我们就让它保留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