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历史学界，随着考古发掘屡有新发现，出土文献不断增多，其在史学研究，尤其是古史研究中的重要性日益体现。与之相较，传世文献一度独一无二的学术地位逐渐被打破，其作为史料的学术研究价值亦引起学界的普遍反思，甚至在某些领域、某些专题研究中受到一定的质疑。

　　到底应当全面、科学地看待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价值及其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此，记者采访了著名历史学家、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员陈侃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阚红柳副教授、重庆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讲师董涛、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曲柄睿等学者。

要充分尊重传世文献的历史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网：史学界对传世文献的研究，包括哪些层面的工作？

　　陈侃理：从历史研究者的角度来看，对于传世文献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是文献学的层次，所需的工作包括厘清版本系统、校勘文字、复原篇章结构、训释语句等，目的是尽可能恢复文献原稿或某个早期版本的文本面貌，从而了解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思。第二是史料学的层次，即将传世文献看作历史研究的资料，在据以研究历史前需要做的一些准备工作，包括研究传世文献的资料来源、编撰方式、作者意图以及形成和流传的过程等。

　　曲柄睿：传世文献包括大量的正史、地记、谱牒、杂传以及文人的诗赋文集等，是了解古代社会特别是中古社会的最基本材料。经过长期的历史选择和淘汰，传世文献的史料价值不言而喻。20世纪以来，学者或从史学史、或从文献学等角度对传世文献作出了大量经典性的研究，成为后代研究的范本。

　　中国社会科学网：那么，如何如何看待传世文献的历史价值呢？

　　阚红柳：一般来说，充分注意出土文献的重要性，并结合传世文献加以研究，以扬长避短，互为补益，已成为学界共识。但必须注意的是，毕竟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比例分布在不同的历史年代有不同体现。概括而言，唐以前传世文献有限，而宋以后则传世文献较为浩繁，如何有机结合以取长补短，在不同时代的史学研究中自应综合考虑，客观而论。并且，正确理智地看待传世文献，全方位发掘其学术研究价值应格外引起学界的关注。

　　要充分尊重传世文献的历史价值。传世文献叠经沧桑，是经受了时间荡涤，岁月考验的前人智慧结晶，弥足珍贵。文献的传承自有其内在规律，固然不乏典籍在历史进程中因各种原因不幸亡佚，未能流传后世，但历史长河确如大浪淘沙，亦有大量平庸拙劣之作为时间所自然淘汰，而名篇佳作或经口耳相传，或由铁函密藏，辗转播迁，存留至今。以清代乾隆朝钦定二十四部正史为例，虽然自唐以来，官修史书的影响日益深重，官方的力量、帝王的权威在正史传播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必须看到，真正赋予二十四部正史以不朽生命的是其丰富的史学内涵。应该认识到，大部分文献的传承从某种意义上承载着学界认知和学术认同，不容轻易否定。

　　此外，传世文献就史学研究而言，兼具史料与文献双重价值，应二者并重。任何一部文献，就其学术研究价值而言，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方面是史料价值，即为史学研究提供佐证；另一方面，文献的存在有其自身的意义，在形式上反映出版本、语言、文字、体裁、体例等多方面的特征，在思想层面则与著者心态、观念、遭际有密切关联，结合史事加以研究可拓展学术思路，别开生面。故而，对传世文献的研究，不应单纯以史料价值而判定其是非功过，一些文献也许在史料方面未有重大建树，但在反映著者心态、学术发展、世情世态等方面则有独到之功用。片面强调传世文献的史料价值，为求证史事而随意割裂文献，甚至加以贬低和否定，不仅不易于正确诠释和传输其实在意义，对文献本身也是一种学术伤害。

　　要全面发掘传世文献的学术价值，需要发挥文献学及历史学领域其他分支学科的综合研究优势。历史文献学是历史学的分支学科，但与以客观历史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古代史、近现代史等领域有所分别，其以史部文献为主要研究对象，在研究方法上以点、校、注、译等为主体，在研究思路上重整理、重方法。应该说，在全面发掘传世文献方面，文献学有其传统的研究优势，即对文献的充分尊重和客观解析，但如缺乏学术的眼光，思想的深度，脱离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社会历史环境，对文献的历史还原则易于平面化。故而，在对传世文献学术价值的全面发掘中，整合文献学与其他学科的力量，发挥综合性研究优势，尤其重要。

出土文献对校正传世文献具有重要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研究有哪些方面的作用？

　　李学勤：我们现在所讲的出土文献，主要是指汉代（包括汉代）以前的文献。通过抄写或口传等方式，传世文献经过长时间传流，时代变化比较大。而出土文献有其上限与下限，时代判定比较准确。如果是经过科学考古发掘的，时代就更准确一些。出土文献对校正、核对传世文献具有重要作用。

　　董涛：使用出土文献可以更广泛、更细节地探索古人普遍的思维方式，以弥补传世文献之不足。流传至今的传世文献更多关注的是统治阶层以及社会精英的思想，使用这些文献的传统的研究方式也只能更多关注社会上层部分人的思想。然新出土文献的使用者包含了当时社会的普通人，例如《日书》等术数类文献就曾在社会上普遍使用，这些文献就有助于了解当时一般人的思想以及思考问题的方式。事实上，经过几十年来学者们的辛勤努力，已经基本上证实了今天看来颇有神秘色彩的思维方式才是当时社会的主流。

　　当然，除了整体上的了解之外，出土文献还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思维方式的细节，这包括当时人们究竟是如何选择时日、方位，如何构建人与鬼神的沟通等内容。而且从出土文献的记载来看，这些内容不仅仅是思维方式，还成为当时人们行为的指导，并对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产生影响。

　　经由对出土文献的解读，可以深化对当时社会普遍思维模式的认知，随后就可以发现，其实当时的精英阶层也是有着同样的思维模式，或者也可以说他们吸收和利用了这样的思维模式来建构自己的思想，并体现在各自的著作之中。以这样的眼光重新检讨传世文献，会发现其中的许多内容都有重新解读的必要，许多原来熟知而熟视无睹的内容，也都有深入研究的必要。于是在新的视角之下，传世文献也就具有了新的史料价值。

新视野下传世历史文献的史料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网：那么，如何结合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进行研究？

　　李学勤：我们要认识到，古代文献在流传形成的过程中难以保持其原貌，这是自然发生的，并非我们“上当”、“受骗”了。

　　比如，在魏晋时期出现的伪《古文尚书》，实际上对于我们掌握《古文尚书》有其史料价值；而被称为二十世纪最伟大考古发现的《死海古卷》，对于研究《圣经》的流传形成有巨大的史料价值。史学工作者关键是要对古代文献的性质、时代进行探究，用出土文献校正传世文献，两者互相结合，才能对古代文献有更准确深刻的认识。

　　曲柄睿：目前对中古历史的研究呈现出两个特点。第一是对出土文献的集中关注。第二是通过文本细读与阐释，深入发现传世文献的隐含历史信息。以简牍文献、石刻史料为代表的出土文献大量出现，极大地改变了中古史研究的面貌。一方面对于出土文献本身的书写形式、书写语言、书写载体的研究，促进了学术界对中古时期文献产生直观认识；另一方面，出土文献本身承载的大量细节性的历史信息，既能补充传世文献的不足，又可丰富对古代基层社会的认识。

　　出土文献的不断涌现，对于我们重新思考传世文献的意义，有着客观上的刺激作用。而对于出土文献的整理，往往是不自觉地利用了对传世文献的整理方法。因此，无论从拓展学术内容的角度，还是从创新学术方法的角度，都有必要将对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相互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探讨。

　　现在，我们希望做的工作是，在继承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拓宽研究视野，重视以下两方面的研究。

　　其一是深入讨论传世历史文献的文献基础，形成过程，以及作者的意图，这一部分的讨论集中在正史上。可以注意到，《汉书》、《三国志》和《后汉书》的创作，都参考或因袭了此前的同类型史书。这些同类型的史书原貌是什么样的；这几部正史在哪些方面对先前史书直接继承，又在哪些方面做出删节改动；这些继承和改动反映了作者怎样的史学意图？很明显，这些问题是针对传世文献和作者本身而提出，强调通过关注前人未必关注的细节挖掘传世文献的价值。为此，需要对比流传于今的正史和保留在注释、类书中的先前同类型史书片段，非做扎实的、细致的文献工作不可。

　　其二是重视出土文献研究对传世文献的影响。今日出土文献大量涌现是学者之大幸。研究出土文献，非但可以更具体地了解古代社会，更可以借鉴出土文献的流传形制、传抄习惯，进而推知传世文献在当时的写作和流传情况。目前还有学者通过考察简牍文字的笔迹推测古代文书的形成，这些思路对于传世文献的研究无疑有推动作用。

　　总之，在新的史学思路和视野的影响下，重新探讨传世历史文献的史料价值，是很有意义的学术工作。

　　与此同时，日本学术界兴起所谓“史料批评”的研究，针对传世历史文献的形成过程和史家的写作意图进行讨论，重估传世历史文献的价值，并希望重构古代历史的面貌。在此背景下的对传世历史文献的研究，正逐渐成为中古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史料批判”有望为史学研究带来突破

　　中国社会科学网：今年流行的史料批判研究方法对于传统史料学具有怎样的意义？

　　陈侃理：最近几年，国内历史研究者特别是一些青年学者，开始提倡一种“史料批判”的研究方法，有时候也称为“史料论”，或在某些特定的场合表述为“历史书写”研究。各个提法侧重有所不同，但基本思想方法是一致的。国内的史料批判方法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于西方后现代思潮中的文本理论。文本理论自上世纪60年代产生以后，主要运用于文学研究，后来逐渐被引入史学领域，国内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开始较多地使用这一理论则是最近十年的事。由于这一理论背景，史料批判对传统史料学有一个重要的突破，即消解了其中曾经非常核心的“真伪”问题。

　　传统史料学一般重视史料的原始性、作者的权威性，将这两方面因素较强的史料看作“真”的和有价值的，认为它们能够直接地反映历史真实；同时将实际的作者或形成年代与标称不符的文献视为“伪书”，否定其史料价值。它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去伪存真”。史料批判则将历史文本看作有目的、有倾向的“书写”的结果，认为一些史料即便来源明确（包括文书、档案、墓志等所谓“第一手资料”）、作者态度严谨，也不能简单地视为史实的客观呈现。过去直接从史料得出的一些“史实”，也会随着史料文本的解构一起遭到质疑乃至否定。这是史料批判研究的第一个层面。接下来，在完成对文本的解构之后，有时还要重新建构史料与史实的关系。这种新的建构，不再关心史料的“真伪”，而是通过研究史料的形成与结构，分析其中的作者意图以及写作背后的权力投射。“真”有“真”的道理，“伪”有“伪”的原因，两者之中都包含着史实的因素。这是史料批判研究的第二个层面。

　　中国社会科学网：史料批判的局限是什么？

　　陈侃理：史料批判的方法，打开了认识和运用史料的新维度，但用这种方法研究史料和历史也有一些天然的局限。第一，是善于破而不善于立。在质疑和否定现有历史结论的层面上，史料批判是有效的工具，但在重新建构的层面上，则难以在重大历史问题上说出新意，或者就是因为过渡阐释而缺乏说服力。第二，是适用范围有限。对史料文本的解构，通常需要以了解作者、写作方式、资料来源等情况为前提，有时还要对多个类似或同源文本进行比较，再建构的过程对资料和背景知识的要求还要更高，但符合上述条件的文本或历史课题却是有限的。这就决定了史料批判的方法不能适用于所有的文献和历史问题。因此，我个人较少将史料批判作为研究主要取向或核心课题，而更愿意将它视为一种处理史料文本时的基本方法和问题意识。

　　中国社会科学网：如何培养史料批判能力呢？

　　陈侃理：掌握史料批判的方法，培养史料批判的能力，在我看来需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了解西方文本理论的基本脉络和经典研究，二是在传统的文献学和史料学方面下功夫，并对史学史和作为其背景的思想学术史形成更加深入的认识。目前的史料批判研究强调其与传统史料学的差异，这在其产生和最初成长的阶段是有意义的。不过，归根结蒂，史料批判从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都应属于史料学，最终也将作为一个新因素融入到史料学中，成为历史学者的基本素养之一。借助这方面的素养，未来的历史学家将有可能进一步提出新问题，开辟新领域。

　　出土文献往往能够提供比传世文献形成时间更早，形式和内容更加原始的文本，因而可以印证和发展史料批判的方法，并为之提供合适的研究课题。比如，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中的《赵正书》记述秦始皇、胡亥、李斯、赵高、子婴等人的言行，其中不少文句与《史记》基本相同，但对于始皇之死，以及胡亥即位过程等事件的记载则完全不同。根据《赵正书》，秦始皇在生前已经确立胡亥为继承人，著名的“沙丘之谋”并不存在。这说明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看到了《赵正书》之类的多种不同史料，而在其中选取了与《赵正书》不同的一个说法。司马迁对秦始皇传位的记载来源于哪里？他为何取彼而弃此，不用《赵正书》之说？这些问题都可以用史料批判的方法来进行探讨。带着批判的意识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进行对读，可以发现不少类似的问题，从中有望产生新的历史课题，在对历史的认识上形成突破。

　　李学勤：对史料的批判，应该从多方面来认识。首先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辨别史料的真伪，这其实是一个判定时代的问题。比如说在魏晋以后出现了一种《古文尚书》，后来出现一种伪《古文尚书》，它也是一种时代很久远的文献，对魏晋时代本身是具有史料价值的，并不是说完全没有价值。

　　即使对于出土文献，我们有同样的看法，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对于古书到底应该怎么看？什么叫古书？古书形成的作用和过程是什么？对于这点，不但中国如此，外国也是如此。外国也有出土文献，比如《死海文书》，与《圣经》有很密切的关系。把两者对比，就可以看出《圣经》的很多变化。

　　特别是古代文献，没有一种文献是能保持开始写作时的原貌的。也不一定说当初是谁著的就是谁著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的前辈比如余嘉锡先生讲的《古书通例》中就早已讲清楚了。现在出土的文献，证实了余嘉锡先生的一些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