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早期“噩侯”青铜方彝 李韵摄

　　艺术越古老，它越亲近动物题材，以地域为区分的人群，都会用神化了的动物认同信仰。神化了的动物们，给早期文明时代的人类带来了许多精神慰藉，也促使人们创造出了许多不朽的艺术品，青铜艺术便是最好的见证。

　　中国青铜器制作精美，在世界青铜器中享有极高的声誉和艺术价值，代表着中国在先秦时期高超的技术与文化。青铜器至美至巧之处，在于造型的厚重与纹饰的精致。商周时代的青铜器，造型体现兼实用与艺术结合的精巧匠心，其中以各式动物造型和饰满动物纹饰的重器最具观赏价值。不少重型器当用于特别仪礼或固定场所的陈设，繁复精美的纹饰主题以图案化变形鸟兽纹最具特色，大幅面的动物头面像居器表显著位置，并衬以云雷纹为地纹，尽显端庄、素雅、高贵的张力。

　　商周青铜器装饰出现频率最高、最为典型的纹样，便是研究者通常定义的兽面纹。将动物头面图像铸在器物最显眼的位置，是商代后期至周代前期非常流行的装饰风格，纹样细节虽然变化多端，但基本结构固守不变。主要构思是用非常粗犷的构图表现出动物脸面的基本轮廓，一般是采用两个显身或隐身的侧视兽面，左右对称拼合在一起。这样的兽面纹口呲目瞠，角耸耳张，给人面目狰狞、神情诡谲的感觉，后人惯常名之为饕餮纹。饕餮纹也因此成为研究青铜器重要的切入点。

　　饕餮，究其字形，都以“食”为部首。但古代又以“贪财为饕，贪食为餮”，两字又并不全与吃相关。后人以嗜食为“老饕”，则有待细究。

　　在学术层面，宋代金石学家相当肯定地在饕餮与商周青铜器上有些狰狞的纹饰之间画上了一个等号，这个认识已经存在近千年，最先用饕餮纹之名的是《宣和博古图》。宋代学者显然比较认同这样的说法，所以在《路史·蚩尤传》注中，认定“三代彝器，多著蚩尤之像，为贪虐者之戒”。看到铜器上所见的图像大抵为兽形，宋人认定蚩尤之像所指正是饕餮。这里的“戒贪”之说，一直主导着铜器纹饰意义的研究，但它至今仍是一个最需细究的课题。

　　在饕餮与铜器兽面纹之间画上等号，其实并非宋人的初始发明。从文化学的意义出发，更早对所谓饕餮作阐释的是先秦时代的《吕氏春秋》及《左传》。《左传》宣公三年记王孙满在回答楚子的问鼎轻重时说，过去夏将远方贡金“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魉，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这是禹铸九鼎的故事，王孙满认为一些动物能助巫师通天地，它们的形象铸在青铜彝器上，用现时的话说可以使上下和谐、国泰民安。

　　王孙满有点像在做考古研究，他的这个说法，我们过去没有太在意，铜器上的动物图像，并非专指贪恶的饕餮，更没有戒贪之意。还要特别提到的是，王孙满所说的这番话，是在宣公三年，即公元前606年，距离西周存在的年代不过百多年的时间，作为王孙的他对铜器纹饰的解释应当是可靠的，也是权威的。

　　为深入地研究，有许多考古学家就青铜器上的动物头面纹饰进行过分析，划分出几十个类型。这样的纹饰一般以鼻梁为中线，两侧对称排列，大眼、大鼻、大角——这是基本构图。虽然研究者觉得它们看起来像龙、虎、牛、羊、鹿或鸟甚至是人，但还是有一些细节被忽略，影响了对纹饰的定性研究。

　　商周青铜器制作有模有范，纹饰也有专范。由纹饰制作技术的角度分析，一个动物纹就是用一块单独的纹范制成，从制成的纹饰上看到，单块范之间留有浇铸口，留下了浇铸线。仔细观察可以发现，不少所谓兽面纹就没有见到完整的拼合范模，这一点非常重要。兽面的左右两范常常并没有完全对正，所以出现的那个兽面左右并不完全对称。后来出现的整范动物头面，可以看到有一个特别的方菱形额标，似乎是很特殊的一个象征标志，其实它是早先两侧面动物头面额角的轮廓线，两额角对顶合体会自然形成一个菱形线框。有时因为拼范不够严密，左右两额角没能对齐，那个菱形就合不起来了。

　　铜器上几乎所有的兽面纹乍看起来都不完整，感觉是张着大嘴，但却只表现出上颌与鼻底，不见下颌。其实这是误判，兽面纹是有下颌的，通常看到的鼻突位置是上颌，连接着的是口腔和下颌，下颌在口腔左右而不是在上颌下面的位置。其实是双上颌和双下颌的拼合形式，也即是两个侧视兽面拼合的图形。这样的侧视兽形，在商代早期可以单独出现，一般表现为头面身形俱备，也有两兽对顶的构图，两兽的头部侧面合构成一个正视的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