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口老龄化正在加速。2020年，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超过2.64亿，占总人口的18.7%，预计到2035年左右，这一数字将突破4亿。人口的这种变化给中国的养老服务带来了挑战。为应对这一人口变化趋势，有必要采取经济高效、符合中国国情、可持续的养老服务策略。

　　可持续养老服务包含多重意蕴 

　　可持续养老服务应该是综合型、普惠型、制度导向型的服务。

　　综合型养老服务应结合正式与非正式养老照护，结合健康护理与生活照料。正式照护主要面向有严重健康问题或有特殊需求的老年人，其中一项关键特征是包括医疗、精神和身体照护。综合型养老服务可依托在养老领域日益重要的科技和智慧照料，提供更好的健康监测、安全保障和情感援助服务。当前，混合模式的社会照护正变得越来越普遍，这也符合中国提出的构建“9073”养老服务格局（由上海率先提出），即90%左右的老年人居家养老，7%左右的老年人依托社区支持养老，3%左右的老年人入住机构养老。此外，作为另一个典型案例，北京曾提出“9064”养老服务目标。

　　普惠型养老服务着重于确保全体老年人都能享受到周到的养老服务。形成这种模式要考量一些具体的因素：比如，80岁以上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往往需要更多帮助，他们有哪些需求；女性既是主要的养老照料者，也占据需接受护理的老年人中的多数，她们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人口流动对养老需求和照护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培养一批训练有素的养老服务专业人员并建立完备设施的重要性；为建设有风险抵御能力的社区提供足够的经济支持。

　　制度导向型养老服务需考虑可持续养老服务所需的制度安排，包括考虑可持续养老服务供给中政府和私营部门合作的作用；养老服务私有化在提升养老服务质量和降低相关成本方面的潜在益处；通过敬老院、养老院与居家养老支持提供公共养老服务的重要性。

　　案例研究凸显养老服务复杂性 

　　笔者曾与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的博士生章简（她后来在多个国际项目任教）采用焦点小组访谈的形式在浙江宁波和湖北宜昌开展了一项长达5年的深入研究。宁波是一个较发达的沿海城市，而宜昌是一个多民族融合杂居的内陆城市，我们选择这两个城市的原因是它们在人口结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老年人口比率上有明显差异。例如，由于外来人口流入，宁波的老年人口比宜昌更多，老年人口比率却较低，仅占18%；相反，宜昌的老年人口较少，但占比较高，为25%。

　　我们收集了有关宁波和宜昌老年人口与人口变化趋势的数据，以及诸如人均可支配收入和生活支出等经济指标数据，旨在分析这两个城市的老年人及其家庭对养老服务的评价与期望。通过焦点小组访谈，我们比较了两个城市的养老观念和预期情况，以厘清可持续养老模式的概念。我们发现了一些重要趋势，并总结了在中国提供可持续养老服务需要考虑的因素。

　　首先，养老服务的整合非常重要，需结合健康护理与生活照料来满足老年人的不同需求。其次，科技和智慧照料有助于提高养老服务水平，它们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再次，社会包容性在养老服务供给中至关重要，尤其是需要对女性和流动人口群体给予更多的支持。研究也突出了中国“9073”养老模式的重要性。另外，配备数量充足、受过良好训练的养老服务专业人员是确保服务质量与可持续性的关键，政府与私营部门的合作也有望提升养老服务的可持续性与效率。我们研究的创新之处主要在于拓展了可持续养老服务市场营销组合框架，在“7Ps”（product, price, place, promotion, people, pro-cess, physical evidence）即产品、价格、地点、推广、人、过程、有形展示的基础上再加入一个P（partnership），即（公私）合作。研究指出，养老服务需对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如目标的第1项（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第3项（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各年龄段人群的福祉）、第5项（实现性别平等，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的权能）、第10项（减少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和第11项（建设包容、安全、有抵御灾害能力和可持续的城市和人类住区）。研究认为，宁波和宜昌这两个城市的人口和经济状况差别较大，应因地制宜提供养老服务。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有不小的差别，因地制宜这一点尤其需要得到重视。

　　这些研究发现凸显了中国可持续养老服务的复杂性和多面性，需采取综合性、包容性和技术驱动的措施来应对人口老龄化加速的挑战。

　　有效对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在中国人口老龄化加速的背景下，定义和分析可持续养老服务宜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框架下进行。研究探讨了如何通过综合各种养老服务模式并提升养老服务的包容性来满足老龄社会对平等、繁荣和可持续性的追求，这符合多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要求。

　　就有关减贫的第1项目标而言，在提供实惠照料服务的同时确保养老服务体系的经济可持续性，具有一定的难度。对于第3项目标——良好健康与福祉，应结合健康护理与生活照料服务来满足老年人的不同需求，这需要进行详细的规划和合理的资源分配。要实现第5项目标关注的性别平等，需减轻女性的过重负担，因为她们不仅是照料者也是被照料者，而这一点需要精准干预。就注重减少不平等的第10项目标而言，缩小城乡之间以及本地与外地老年人口之间的养老服务差距面临挑战。第11项目标旨在建设可持续城市和社区，为老年人创造包容、安全、有风险抵御能力的社区并应对快速城镇化与人口流动，这是一项复杂的工程。

　　应对这些挑战对中国建立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契合、与人口加速老龄化现状相适应的可持续养老服务体系至关重要。

　　社区养老实践 

　　对其他国家有参考价值 

　　可持续养老服务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社区养老。笔者与一名硕士生在北京进行的另一项养老服务研究表明，结合正式的养老保健服务与非正式的家庭或社区照料，对在中国推进可持续养老服务发展非常重要。通过提供符合各地文化习惯的本地化支持并积极利用技术进步带来的便利，社区养老在可持续养老服务策略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为应对老龄化进程加快的问题，北京着力打通社区养老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通过对比研究北京的社区养老模式与意大利、美国和日本的养老服务体系，以及对北京两个社区的老年人进行焦点小组访谈，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政府与私营部门的合作对可持续养老服务尤其重要。老年人重视家庭关系和养老服务价格，社区养老服务应考虑到这一点。

　　从宏观层面看，北京的社区养老模式已经相对成熟，与意大利、美国和日本的社区养老服务体系水平相当。系统性规划确保了网络建设的持续性与资源的有效利用。以区级养老服务指导中心为统筹、以街道（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为主体、以社区养老服务驿站为延伸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优化了任务分配，提高了效率，也减轻了基层工作人员的工作负担。在集中规划的同时，这种分级结构为当地区域发展提供了灵活性方面的保障。政府与私营部门合作的模式降低了制度成本，保证了养老服务的质量，并促进了私营部门的参与，可为其他国家在破解养老服务局限性上提供一定的参考。例如，外部服务提供者可将服务标准化，从而缩小区域差异。

　　从微观层面看，北京的养老服务得到的整体反馈普遍是正向的。这种模式符合老年人居家养老的偏好，也符合中国的“9073”养老服务格局。政府与私营部门的合作提供了专业、高性价比的服务，同时给社区工作者“减负”，为举办更多社区活动提供可能。与北京老年人的访谈则突出了两个影响养老服务满意度的关键因素：价格与社会联系。一方面，老年人对价格普遍敏感，也比较节俭，即便在养老保健方面也可能不舍得支出。另一方面，社区活动在家庭和外部层面都满足了老年人的社交需求。不过，结合新技术的养老服务尚未实现用户满意度的大幅提升。

　　虽然这种养老模式优点颇多，但它也面临一些挑战。政府与私营部门开展合作的模式可能会增加寻租的风险。此外，虽然多级养老服务网络提升了专业度，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行政成本，需要探索如何提高效率，给予老年用户更直接的反馈机制。

　　受访老年人也表达了不同的关切，如养老服务中心空间有限、对新技术不够熟悉、线上活动较少、社区宣传力度不足等。这表明，需要调整标准化的做法，赋予当地养老服务中心更大的自主性，以制定更适用、更有效的应对方案。

　　通过在中国不同城市进行调研，我们提出，中国的可持续养老服务可采取“7Ps”的养老服务市场营销组合框架，并引入第八个P——政府、私营部门和社区之间的合作。这个框架强调提供可满足老年人不同需求的一体化养老服务；在服务供给上确保社会包容性，尤其要考虑弱势群体；促进公私部门间的合作；投资科技养老和智慧养老方案，支持在地养老；注重培养并留住技能型养老服务专业人员。

　　因此，我们对发展可持续养老服务的建议包括：增强公私合作以提升养老服务的质量与效率；投资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智慧养老；重视人才培训以解决养老服务劳动力短缺问题；推出针对弱势群体的措施，增强社会包容性。

　　通过创新政策，合力应对养老服务领域的劳动力短缺、经济发展不同步、人口压力等挑战，中国有望发展出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养老服务模式，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并推动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作者系英国伦敦大学学院中国研究与全球繁荣研究教授、全球繁荣研究所创新与创业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