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与发展问题是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挑战，消除贫困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首要目标。拉丁美洲作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不平衡的地区之一，其贫困问题的复杂性和紧迫性尤为突出。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减贫成就，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宝贵贡献。在此背景下，中拉学术界不断开展富有成效的合作交流，为探索减贫和发展新模式提供新的思路和方向。

　　日前，本报记者采访了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安娜·何塞菲娜·阿里亚斯（Ana Josefina Arias）。作为深耕社会工作领域20余年的资深学者，阿里亚斯始终将贫困视为“社会的核心问题”，并以行动者的姿态积极探寻解决之道。她为记者解读了阿根廷贫困研究的新视角，分享拉美地区社会工作研究的发展历程，畅谈中拉在社会科学各领域的广阔合作前景。阿里亚斯认为，中拉人民应持续突破外部强加的“预制方案”束缚，通过学术交流精准发现彼此的发展短板，完善自身发展体系，推动“全球南方”国家平等互利互鉴。

　　阿根廷贫困研究路径发生转变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简要介绍一下您的研究领域和主要研究课题。

　　安娜·何塞菲娜·阿里亚斯：我是一名社会科学研究者，专业领域为社会工作。我的研究兴趣正是源于我在社会工作一线所积累的丰富实践经验。我23岁大学毕业，随后继续深造，获得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并参与了多种培训项目。在此期间，我一边从事社会救助工作，一边开始了教学生涯。

　　这些经历使我对贫困产生了诸多疑问。我一直主动思考这些问题，将它们作为指导实践的重要知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和同事开始以全新视角看待“贫困”，并基于这种新的理解，探索不同的“社会干预”方式。30多年来，我专注于社会工作者的培养，研究他们应具备的特质、能力、知识和价值观。目前，我担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并在其他大学开展研究工作，致力于维护并拓展阿根廷的研究者网络。贫困问题在过去50年里变得愈发紧迫，也存在一定的社会紧急性，促使拉丁美洲学者不断深化对贫困问题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前，拉丁美洲社会工作研究面临哪些主要挑战？

　　安娜·何塞菲娜·阿里亚斯：社会工作研究领域始终面临着双重挑战或者说双重问题。一方面，我们需要不断提升理论问题化的能力，通过提出问题来推动理论发展，同时还要保持研究的严谨性，要能够准确解读新出现的社会进程并从社会学角度进行批判性思考。另一方面，这一领域始终存在一个核心难题，那就是如何将理论问题化与相关研究的成果转化为切实可行的干预措施。

　　我认为，近年来阿根廷的贫困问题研究路径发生了显著变化。我们不再仅仅关注贫困本身或者贫困的起源、贫困人口的实质性特征、贫困文化及贫困代际传递等问题，相反，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思考和质疑社会对贫困问题的回应方式。

　　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开始更多地关注与贫困人口打交道的各类机构，以及学术界对社会工作机构性框架的提议。我认为，这是一种积极的改变，反映了阿根廷学者对贫困问题复杂性的新认识以及对更有效解决策略的探索。我致力于推动这种变化，这对创造更好的未来非常必要。阿根廷乃至整个拉丁美洲（尽管存在差异）在应对贫困问题上面临着一个重大挑战，那就是缺乏一个能够支撑长期干预的机构性框架设计。因此，我认为未来的政策制定者必须在这方面作出改变，尤其是考虑到拉丁美洲的贫困问题十分严重，且这一问题近期在一些国家甚至还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

　　另一项挑战是社会干预体系的提议如何与现有的经济模式相衔接。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但随着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变化，它需要被反复提出并重新审视。我认为未来仍需继续探讨这一问题。

　　我倾向于认为，经济干预提议与社会干预提议之间的联系有时会限制社会机构的发展。因为人们往往期望通过经济转型来解决结构性问题，而将社会干预视为一种应急或临时反应。但那些在经济增长和发展方面表现更为突出的国家的经验表明，经济转型的必要环节与社会干预的稳定性制度化都是成功的关键。因此，我认为未来亟须解决相关问题。

　　拉美社会工作研究具有相对独创性 

　　《中国社会科学报》：能否请您介绍拉丁美洲学者在社会工作研究中常用的理论框架、研究方法及主要研究路径？

　　安娜·何塞菲娜·阿里亚斯：拉丁美洲学者在贫困研究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并提出了许多创新方法。这使得拉丁美洲的社会工作与其他地区的社会工作传统相比具有相对的独创性。在这个意义上，拉丁美洲的学术研究并没有受到欧洲中心主义视角的过多影响。依附理论和边缘性理论的发展以及对社会干预形式产生巨大影响的巴西教育家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所作出的贡献，都使得拉丁美洲在与贫困研究有关的理论上有了一定的自主性。

　　在拉丁美洲主要的独裁政权垮台后，国际金融机构，特别是世界银行和美洲开发银行，开始向拉丁美洲国家提供援助或贷款，用于进行社会干预或推动社会政策实施。然而，这些金融机构提供的资金附带了“预制方案”，即预先构建的政策方案，并要求受援国执行。这些援助或贷款以受援国必须实施金融机构专家制定的策略为条件，但事实证明，相关策略并未取得预期效果，在许多情况下反而加剧了社会排斥问题。

　　国际金融机构尤其是世界银行提供的项目的实施经验教训是，一些旨在消除贫困的政策最终以大规模失败告终。这让拉丁美洲人民意识到要增加对其他国家经验的了解，也让他们意识到加强南南合作的重要性和促进相互学习的可能性。这种对其他国家经验的了解不是出于国际组织强加的“预制”项目那种立场，而是基于比较经验、更平等和兄弟般的相互学习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我对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阿根廷—中国研究中心的工作以及我们未来可能拥有的其他机会抱有很高的期望，希望能够借此增进在消除贫困方面的交流互鉴。

　　拉丁美洲学者对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中显著减少总体贫困并消除极端贫困的经验有着浓厚的兴趣。中国经验为中拉学界的交流互鉴提供了诸多可能。尽管贫困的形式存在差异（中国主要是农村贫困，而阿根廷的贫困更多与工业化和城市空间劳动条件的丧失有关），但我仍希望深入了解中国机构在应对不同社会问题时的运作方式、方法和理论框架。我认为，中拉学者可以在广阔的空间内，围绕减贫进行经验交流和相互学习。

　　《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11月，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九次峰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峰会将抗击饥饿、贫困和不平等列为重要议题。您认为国际会议和国际机构对拉丁美洲社会工作实践与理论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

　　安娜·何塞菲娜·阿里亚斯：我将说一些可能与我之前的观点看似矛盾的话。我们常常低估许多大型国际会议的重要性，因为与贫困相关的建议往往难以在各国得到落实。中国也许是个例外，但在许多其他国家，这些建议很容易被忽视。贫困本质上是一个社会的核心问题，而不是边缘问题，它是社会生产模式、经济、社会和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它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是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复杂问题。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能低估了相关国际机构的重要性，但现在看来，这种态度可能是错误的。

　　例如，阿根廷当局正在退出甚至质疑一些国际协议。可能因为正在失去这些国际协议为解决新争端所创造的国家层面的可能性，我们才意识到这些协议的重要性。在拉丁美洲，这种情况还受到国际组织的深度影响。事实上，国际组织的影响尤为显著。相关努力推动了社会干预形式的专业化，并为发展创造了新的动力。正是出于对技术培训的需求，社会工作在拉丁美洲很早就实现了专业化。许多拉丁美洲高校设立了社会工作博士学位，而这在其他地区并不常见。

　　在20世纪60年代的一次会议上，阿根廷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切·格瓦拉曾批评国际援助中的发展技术人员（development  technicians），称他们为“茅坑学家”。他想要批评的是，这些外国技术人员过于关注基础设施中的“低层次”问题（如卫生设施），忽视了拉丁美洲的工业化等根本性发展需求。这一批评虽然尖锐，但也揭示了国际组织在创造框架和行动可能性方面的作用，只要这些框架远离“预制方案”，允许各国经验之间的对话，并促进有效的学习而非强制干预。归根到底，国家的自决权才是核心。

　　加强中拉减贫经验交流与学术合作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对中国和拉丁美洲国家未来在贫困研究领域的学术合作有何展望？

　　安娜·何塞菲娜·阿里亚斯：我认为，中拉学术界围绕贫困问题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尽管拉丁美洲学者在贫困问题上已经开展了一些比较研究，但是我们仍有更多需要学习的地方。就个人而言，我对中国脱贫攻坚工程的制度设计和中国政府应对贫困的具体措施非常感兴趣。关于反贫困干预措施的研究表明，那些在减贫问题上取得显著成效的国家，往往不只关注贫困本身。例如，一些国家通过专注于保障儿童权利或推动全民教育等方面的政策，取得了成功。因此，反贫困干预措施不应只聚焦于“穷人”，否则政策会变成另一种形式的“标签化”政策。为此，决策者可能需要作出更多努力，但这只是设计有效干预措施的基本前提。那么，制度设计如何促进更有效的干预？政府正在实施哪些政策？我认为，在阿根廷提出这些问题，尤其是进行关于制度性问题和未来社会政策的讨论，特别是涉及国家角色的部分，非常具有启发性。

　　中拉学术界还可以开展关于培养方案的交流。例如，中拉高校可以交流在社会工作以及不同社会科学学科教学中使用的教学大纲。这种交流不是为了复制其他国家的经验，而是为了从不同角度审视和理解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从新的角度、另一种历史经验、另一种文化表达出发去审视社会问题的可能性，能够让我们看到以往被忽视的内容，从而丰富对相关重大问题的理解。我认为，中拉学术界在这种交流方面仍有巨大的成长空间，可以为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更多智力支撑。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评价中国在减贫领域取得的成就及中国对全球减贫事业的贡献？

　　安娜·何塞菲娜·阿里亚斯：令我深受鼓舞的是，与其他国家的经验不同，中国有诸多实践成果可以有力证明国家规划在当今世界依然是推动发展的重要工具。中国在减少极端贫困和实施发展计划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无疑是这一观点的生动体现。在这方面，中国向世界展示了一些在其他国家似乎已成为过去的东西，这些东西表明相关经验可以属于未来。此外，鉴于中国的人口规模以及如此多的人口成功脱贫，同时并未削弱参与这一进程的主体（即人民群众）的核心地位，我认为这是非凡的成就。

　　这也引发了我对未来的一些思考。例如，人口大规模涌入大城市带来的文化变化及这种变化对人口的影响，这些变化是否会导致城市地区新的贫困相关社会问题？又如，中国如何应对老年人、儿童等群体的照料问题以及上述大规模人口流动带来的急剧变化。我认为，中国的社会发展议程非常引人注目，期待未来能够更深入地了解这些方面的信息。

　　在阿根廷，孩子们会玩一种“交换卡片”的游戏，他们通过交换一种带有图片的小卡片来交朋友。我们希望能与中国进行更多这样的“交换卡片”活动，更多地了解中国的发展经验和启示。这些经验在全球层面具有重要意义，但在一些地区尚未得到足够的关注。至少在我看来，中国的减贫经验值得被更多人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