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结缘近30年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参与写作了《50年双边外交关系——中国与巴西》一书。作为中国发展的见证人，能分享一下您与中国的故事吗？

　　诺劳亚：我与中国的缘分始于1997年，当时是在圣保罗，中国的外交代表向我咨询一些与世界贸易组织有关的问题。1998年、1999年和2000年，随着中国入世谈判的深入，我的专业协助也自然而然地逐渐增加。我觉得自己与中国和中国人民很有缘分，也非常看好中国的经济发展，所以我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就在上海申请开设我们律师事务所的分所，我们也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第一个获得许可的拉丁美洲国家律师事务所。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开始在北京参与培训商务部相关人员，培训内容为世界贸易组织相关事务，涉及反倾销和其他贸易救济措施以及诉讼等。我也曾在包括复旦大学在内的许多高校讲授国际贸易法课程。由于我经常为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呐喊，一些中国朋友开玩笑地给我取了一个绰号，叫我“老龙”。

　　2007年，我在圣保罗的保利斯塔法学院创立了拉丁美洲首个中国法律研究生课程项目，我担任该课程的协调员并教授中国宪法和贸易法规。自第一年起，巴西学生的积极性就很高。随后，他们对中国语言、体育、音乐、舞蹈、电影、历史、文学、教育等的兴趣也日益浓厚。

　　2008年由圣保罗州立大学与湖北大学合作共建的巴西首家孔子学院——圣保罗州立大学孔子学院成立，我担任了荣誉主席。

　　我一共撰写了11本关于中国的书籍，大部分是用葡萄牙语写的，向巴西人讲述中国的故事，帮助他们了解这个崛起中的东方大国。2017年，作为巴西作家联盟主席，我与中国作家协会签署了第一份合作协议，为两国作者之间的合作打开了大门。最近为了庆祝中巴建交50周年，巴西出版了一本书回顾两国交往点滴，我也非常荣幸地贡献了自己的回忆。

　　中国和巴西有众多相似之处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和巴西遥隔18000多公里，在您看来中巴文化之间有哪些异同？

　　诺劳亚：中国和巴西两个国家形成所经历的时间不同，因此中巴有许多文化差异，但也拥有许多相似的价值观和特征，特别是中巴两国国民都有着温和的民族性格。巴西是一个年轻的国家，立国时间不长，1822年独立；而中国早在公元前221年就建立了统一的封建王朝，这之间的间隔长达2000余年。这是导致中巴文化有许多不同特征的原因，但两国在某种程度上都受到了帝国主义国家的残酷剥削，又有着相似的记忆。两国之间语言差异明显，这在更多时候也是一种挑战，当然它不是双方合作不可逾越的障碍，这种差异通常让人们觉得对方有着迷人的文化并会努力相互理解。

　　中巴两国人民都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而且中巴两国人民都高度重视人权，有正义感，追求互相尊重和公平的伦理，并乐于欣赏更高层次的文化表现形式，包括美术、音乐、舞蹈、文学、电影和地方民俗等。例如，在文学方面，中国作家莫言的作品常常让我想起巴西作家格拉西里亚诺·拉莫斯（Graciliano Ramos）的作品。

　　此外，中巴两国处理国际关系问题的原则大体相同，在与其他国家进行经济和文化交往时遵循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这些重要的共享理念显然促进了两国在双边关系和多边论坛中的合作。因此，中国和巴西在几乎所有国际场合中的投票立场都相似，而大多数时候两国没有事先协调。两国也都意识到中巴联合外交努力的分量远大于各自单独行动，有着1+1大于2的效应。

　　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巴两国在经济和社会层面都取得了实质性发展成果，从两国各自国民的受教育水平上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因此中巴对双边经济和政治合作的积极成果也有了深刻认识。这进一步促使两国政府继续开展并扩大富有成效的合作，可以说两国的交往成果颇丰。

　　积极公正的中巴合作结出累累硕果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看来，中巴两国文明交流互鉴的亮点是什么？

　　诺劳亚：中巴建交以来，进行了积极公正的合作，放眼国际，只有极少数双边外交关系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取得了如此显著的成就。中巴建交以来的合作不仅惠及两国人民，也使其他国家受益，因为这种合作旨在实现普遍繁荣，而非少数帝国主义国家以牺牲世界大多数人口利益为代价的繁荣。中巴的联合外交倡议对全球治理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积极影响。

　　根据巴西统计，巴西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从1997年的约30亿美元增长到2023年的约1650亿美元。2023年，巴西与中国的贸易顺差达到480亿美元。这种强劲表现使巴西能够将本国国际货币储备提升到健康水平，从而能够在不依赖帝国主义国家和受其控制的不可靠国际金融机构的情况下，追求自身的内部货币政策。这一发展还使巴西经济主体更容易独立自主地进入国际金融市场。

　　中国已连续15年成为巴西第一大贸易伙伴。得益于两国政府实施的非歧视性移民措施，中巴数百家公司互设分支机构，促进了双方商务人士之间的健康流动。而众所周知，帝国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国民施加的横向壁垒造成了许多问题。

　　尽管存在许多差异，中巴两国充分向世界展示了，只要有善意、尊重和人文价值的推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的互利发展合作不仅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是硕果累累的。此外，联合外交努力还帮助两国在抵制帝国主义国家的恶意宣传和偏见方面取得了进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问您如何看待全球治理背景下，中巴关系的重要性？

　　诺劳亚：这种重要性体现在多个方面。例如，中国和巴西改变了世界贸易组织的格局。2001年中国加入之前，该组织由帝国主义国家主导，专为它们服务，损害了其他国家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法利益。早在1947年，巴西、印度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就开始反对这一不公安排，但由于强权国家主导的其他多边机构的支持，这一反对力量遭到了遏制。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增强了发展中国家的力量，为促使世界贸易组织重回帮助成员实现普遍繁荣的既定目标贡献了重要力量。

　　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的中巴合作也对抵消历史上美国和欧洲对巴西的贸易战至关重要。近年来美国针对中国的贸易战，归根结底是因为美国自身经济缺乏竞争力所引发的。正如从前对待巴西一样，美国对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的指控都不是事实。不同的是，基于共识的多边体系不再那么容易被操控，这也使得美国现在逐渐远离这一体系。所以，世界贸易组织成员面临的外交挑战是将美国拉回到该组织的法律秩序中。

　　2024年9月，巴西、中国以及其他11个国家共同创建了“和平之友”小组，以弥补联合国在推动实现既定目标方面的显著不足。在当今世界的混乱局面下，帝国主义国家仍只关注自身的国家目标，无视国际法律秩序，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性影响，因而这个“和平之友”小组是值得称赞且国际社会迫切需要的。可以说，“和平之友”小组是中巴针对俄乌冲突提出的和平倡议的直接结果，是在《联合国宪章》这一国际最高层次条约下构思的，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支持。

　　“中国的发展前景一定会更加美好” 

　　《中国社会科学报》：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不是“全球南方”的一部分，您对此有何看法？中国在南南合作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诺劳亚：“全球南方”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种政治理念。从法律角度来看，它建立于前面提到的五项基本外交原则之上，这些原则在巴西和中国宪法中都有明确规定。考虑到帝国主义国家对国际法律秩序的腐蚀，发展中国家团结在正义、尊重和体面的理念之下，共同抵制了许多本可能由压迫力量实施的权力滥用，同时“全球南方”也提供了一个传播全球积极价值观的平台。

　　在当前的俄乌冲突中，“全球南方”已经介入，努力促进和平、稳定和繁荣。作为“全球南方”的第一方阵，金砖国家寻求在我之前提到的基本外交原则框架内，推动广泛的政治合作、经济进步和社会发展。

　　2015年，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成立了一家多边银行，这是发展中国家合作的一个重要步骤，这家银行可以通过贷款、股权参与和其他金融工具支持公共或私人项目，且不附加政治条件。

　　在金砖国家内部，正在就创建共同货币进行磋商和谈判。这个倡议意义重大，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除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国际贸易时面临的美元依赖。例如，中巴双边贸易规模已经如此庞大，为什么巴西需要美元来与中国进行贸易？毕竟，巴西商人以雷亚尔收款，而中国商人则以人民币收款。

　　我认为人们应该看到中国在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不应忘记中国在国际关系中坚持宪法原则的重要意义，因为这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做法和它们造成的贫困、绝望、毁灭等后果形成鲜明对比。

　　《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您如何看待中国式现代化？

　　诺劳亚：正如我在2021年用葡萄牙语撰写的《鸦片战争和不平等条约》一书中所提到的，1949年10月1日，中国结束了长达100多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屈辱历史，最终实现了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独立和解放。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致开幕词，他指出，“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这些话至今仍回荡在耳边。

　　实际上，75年前的那一时刻不仅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也是国际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在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下，中国人民以和平的方式，尊重人权、遵循秩序和国际法实现了民族独立。

　　中国所实现的现代化不仅包括前所未有的经济和金融繁荣，而且强化了人们对权利的广泛理解，以及对中国人民整体福祉的重视。中国推广的国际合作及相关成果，让许多其他国家包括巴西受益匪浅。如今，中国人民为国家的成就感到自豪，并支持这一促进发展的政治结构，我相信中国的发展前景一定会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