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古鉴今，继往开来。古典学是为古之学，也是为今之学。在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地缘政治冲突频起、国际共识达成日益艰难的今天，世界站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古典文明作为人类先哲的思想结晶、人类文明的源头活水，为破解现代性难题、思考现代性问题提供了一剂良药。与会外国嘉宾纷纷表示，如何延续并代代守护灿若星河的古典文明血脉，使其焕发出全新活力，是一项值得持续研究的重大学术课题。中华文明与古希腊文明作为人类文明两大重要发源地，其跨越时空、跨越国界的交流互鉴，将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东西方文明实现隔空对话 

　　习近平总书记在致大会的贺信中指出，“古典文明群星璀璨，不断滋养和启迪后世。两千多年前，中国和希腊两大文明在亚欧大陆两端交相辉映，为人类文明演进作出了奠基性贡献”。

　　谈及这一点，希腊雅典科学院院士、雅典大学古代史荣休教授科斯塔斯·布拉塞利斯（Konstantinos Buraselis）十分认同。他表示，中国“百家争鸣”思想的迸发期，恰逢古希腊哲学发展的黄金时代。作为中西文明的重要源头，中国和古希腊两大文明相得益彰，共同推动了人类思想启蒙和文明进步，东西方文明由此实现了隔空对话。

　　布拉塞利斯表示，人们常常将“轴心时代”的古希腊哲学三贤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同发端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孟子、老子进行类比。随着《理想国》《形而上学》《回忆苏格拉底》等一大批古希腊哲学作品的诞生，古希腊哲学三贤所开启的理性主义道路，深刻影响了后来的西方文化演进史。而在同时期的中国，《论语》《孟子》《道德经》等伟大思想作品，饱含人生智慧、天地之道、治国方针等，对中国后世的思维方式产生极大的启迪作用。

　　“从这一点而言，东西方文明之间并非如一些国际人士所宣称的泾渭分明、水火不容。不同文化背景下，存在着对人类社会和个体价值的共同关注。古典文明是人类共同的瑰宝，先辈的智慧对现代人类的思维方式仍有深刻启迪。”布拉塞利斯说。

　　在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荣休教授安乐哲（Roger T. Ames）看来，在灿若星河的中国古典文明史中，一些经世原则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尚书》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映射出一种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老子《道德经》中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与庄子《齐物论》中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体现出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周易》中蕴藏的“一阴一阳之谓道”，揭示了宇宙运行的根本方式及万事万物的发展规律，展现出一个周而复始、生生不息的外部世界。阴阳思想折射出一种折中与和解的精神，成为当今国与国之间交往的理想愿景。

　　儒家思想与古希腊哲学交相辉映 

　　“儒家思想与古希腊哲学的伦理对话”成为大会的一大焦点议题，众多外国学者聚焦二者的相似性与差异性。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亚洲研究教授、美国东方学会主席柯马丁（Martin Kern）对记者表示，作为中西文明的两大源泉，儒家思想与古希腊哲学在本质上有着诸多共性，在人文主义和道德观念上有着深刻联系。二者均将追求智慧、秩序等作为理念基石。古希腊先哲的思想强调个体的尊严和价值，如智者学派的普罗泰戈拉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斯多葛学派认为“美德是唯一的善”；而儒家思想也强调“仁者爱人”，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社会秩序。

　　英国剑桥大学古典学系希腊语教授、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蒂姆·惠特马什（Tim Whitmarsh）对记者表示，古希腊哲学偏重于问“是什么”“从哪里来”。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分支，更偏重于问“怎么办”，偏重哲学在实践中的运用，即实践哲学。换言之，古希腊哲学立足于研究现象背后的本质，儒家思想注重掌握其规律来为我所用。此外，古希腊哲学思想更为重视身外客观世界和抽象理性世界，即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时期超越感性、超越经验的哲学范式，而中国传统哲学更为侧重探讨关乎价值探求、身份认同、心灵世界等实际问题。

　　“中国古代先哲心系于民、顺应民心的朴素情怀令我十分着迷。儒家思想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对于中国历代政治、文化、道德和社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素有‘以儒治世’的传统。与古希腊哲学相比，儒家思想擅长从理论中寻求社会问题的出路。在先秦诸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儒家思想可谓大放异彩，其倡导的仁政、民本、以德治国等理念，对于古代执政者提高自身修为，从而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具有极大启迪意义。”德国慕尼黑大学副校长叶翰（Han vans Ess）如是说。

　　为古之学也是为今之学 

　　挪威语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颜子伯（Jens Braarvig）梳理了西方古典学的发展史。他提到，古典学在西方学术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西方人文教育的重要构成。古典学在西方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其出现与欧洲近代国家的崛起相伴而生。在向近代转型的过程中，古希腊罗马的经典著作以及其中蕴含的思想被用于解决西方社会转型过程中面临的困境。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专门研究古希腊罗马典籍和文明的古典学。

　　希腊克里特大学语文学系古希腊语文学教授康斯坦丁诺斯·斯帕诺达基斯（Konstantin Spanoudakis）认为，国际学术界存在一种偏颇的认知，即古典学是对文明源头典籍的整理研究，这容易导致照搬传统的古典学或出现疑古过头的古典学倾向。事实上，古典学需要在当今时代被激活和重建。他表示，回溯古典不仅仅为了回顾过去，而且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当下、面向未来。

　　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古典学研究分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小枫认为，东西方的古典学不仅是为古之学，也是为今之学，共同承担着连接古今、融汇古今的历史重任，因此任重而道远。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学术院荣休教授稻畑耕一郎（Koichiro Inahata）对此十分赞同。他表示，在中国历史上，古典学一直是一面反映时代的镜子。一直以来，中国古典学在温故与创新之间取得平衡。温故即回望历史、反思过去；创新即面向未来、与时俱进。“今后的日子里，我期待中国古典学能够凝聚新时代的力量，取得更多令人瞩目的成就。”

　　斯帕诺达基斯补充说，古典学并非只是一个遥远、冰冷而机械的存在，而是与现实密切相关且富有温度的一门学问。几千年前古典文献或文本研究，即经典研究，是古典学的核心议题。这一议题记录了人类的早期经验、知识积累与生存法则等。然而，在当代研究古典学，除了对古典文献或文本本身的内容和含义进行研究，也需要赋予其与时俱进的全新内涵，跟进其在时间推移中的演化、流变、更新过程。

　　古典学研究范式发生转变 

　　围绕古典学的学科起源、定义与内涵，与会专家展开了热烈探讨。经史传统被视为对古典传统的概括，而义理、考据、辞章等构成了古典研究传统的特质。谈及这一点，意大利罗马第一大学艺术与人文学院文学与现代文化系教授乔治·因格莱塞（Giorgio Inglese）表示，古典学这一概念有极其宽泛的概念，超越了学科界限、科学微观研究以及国家壁垒。可以说、古典学是涵盖深广、庞杂的知识体系，涉及历史学、考古学、碑铭学、古文字学、宗教学、语言学、艺术学等，其学术研究需要以浩如烟海的原始史料为基础。通过材料分析、微观考证、宏观审视等，还原历史的原本面貌，是古典学研究的初衷所在。对于致力于古典学研究的学者而言，需要在清冷艰涩的事业中甘之如饴。

　　斯帕诺达基斯介绍，自21世纪以来，古典学在国际学术界日渐成为一门思潮性的学科，一批学者积极提倡引进古典学的理念。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今天的古典学研究带有鲜明的时代性、跨学科特征，且愈加注重通达精神与人格品质的培养。近年来，古典学的研究范式发生了一定转变。“应用”二字逐渐出现在古典学领域。学者们开始寻求更加积极有效的方式，以新颖的视角去重新诠释古老的经典著作，并使之与当前政治制度、社会条件、文化现象相融合。“这意味着，经典知识正在与现代社会相结合，从而实现经典研究的现代化，推动古典文明与现代社会的对话。应用经典不仅是传播古典知识和思想，更关乎古典文明与当代社会相结合的新兴议题。”

　　为跨国情感共鸣带来宝贵契机 

　　德国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副校长、汉学系主任白安雅（Andrea Bréard）无奈地说，如今“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依然甚嚣尘上。在此背景下，通过古典学研究追溯人类历史并借鉴古典智慧变得日益迫切。展望未来，它需要被建构为一门全球性的人文学科，用古老灯塔照亮人类的前行之路。随着全球化趋势的不断深入，各国依存性、联结性日益增强，而古典学研究对于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全球文明对话的重要性更加显著。

　　“就此而言，在雅典设立的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是中希文明交流史上的里程碑事件，不仅将为中希两国，也将为世界各国文明交流互鉴提供难能可贵的机遇。这一全新的古典学研究平台将成为文明之间汲取智慧的宝库，也将成为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弘扬‘重和平、尚和谐’文明真谛的学术阵地。”白安雅说。

　　文化可以打破政治区隔与分割，对话可以消弭分歧与冲突。“今天，国际学术界涌现出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古典学研究者。他们为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付出的不懈努力，将为更正西方认知偏差、打通东西思想屏障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各国文明、风俗与传统纵有千姿百态，人类情感、愿望、心声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我相信，古典学研究将源源不断地为全人类共同价值、跨国情感共鸣带来宝贵契机。”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院长、教授格雷戈里·斯特林（Gregory E. Sterling）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