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语言模型为渴望探索语言与机器极限的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土壤。一些作家不再只将它们视作提高生产力的工具，而是开始以一种颠覆传统的方式与模型互动，揭示人工智能的缺陷、局限和灰色地带。维塔利-罗萨蒂认为，这些创新策略可能会开辟现代文学的新路径。法国剧作家兼诗人米莲·图尼埃（Milène Tournier）便是其中一位勇于探索的作家。她首先要求ChatGPT列举“muraille de Chine”（意指中国墙或长城）的27种不同定义，然后让算法不断简化这些定义。最终，只剩下一个字的定义：“墙”。图尼埃的这一文学实验不仅展示了算法的困境和语言本身的局限性，对定义的本质和语言的简化过程也提出了质疑。

　　大语言模型虽然能够开拓创意表达新途径，但也引发了关于语言标准化和思维同质化的担忧。维塔利-罗萨蒂认为，大语言模型的主要特征是实用性，它们被设计出来以满足功能主义和生产力需求。这种对功能主义的过度追求可能导致文本的标准化和同质化，使文本缺乏文学创作所需的深度、复杂性，甚至是对规范的颠覆。

　　在维塔利-罗萨蒂看来，任何技术工具都会深刻影响写作内容和思考方式。例如，法国作家居斯塔夫·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会花费大量时间用刀具精心打磨羽毛笔。除非羽毛笔修剪达到他的要求，否则他无法进行写作。同样，法国诗人保罗·瓦雷里（Paul Valéry）也会使用一套精心设计的颜色编码卡片系统来准备他的文本。他还使用特定尺寸的笔记本和多种类型的钢笔。这些物质材料的物理排列对他的思考和写作过程产生了影响。

　　维塔利-罗萨蒂指出，过去每位作家都有独特的笔记本、笔型选择以及钟爱的墨水和纸张，但是现在所有人都处于相同的数字化环境。例如，微软公司的Word应用程序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远比人们想象得还要深远。这种数字写作工具的标准化，限制了文学创作的多样性和深度。维塔利-罗萨蒂认为，大语言模型生成的大量文本应当在更广泛框架内（技术、经济、文化和历史）进行讨论，正是这些因素共同塑造了文学创作的形态。

　　（刘雨微/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