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驱动经济可持续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解读中国将“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列为2024年政府工作十大任务之首？

　　埃贝斯：在近期全球关于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讨论中，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备受关注。在这个概念之外，也有其他术语或短语用于突出类似的发展战略重点。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等核心概念，是中国在不断推进“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倡导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的关键组成部分。在讨论一个国家如何实现长期经济增长时，强调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创新是恰当的。众所周知，劳动力增长和对机器设备的投资是影响经济长期发展的关键要素。然而，当支撑长期增长的要素逐渐逼近其极限时，国家就需要将发展的焦点转移到提升生产力上来，这反映了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所要表达的意义。

　　国家通过将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可以刺激提升生产力；与此同时，放宽市场管制也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增长。然而，这两种驱动因素能带来的生产力增长是有限的。劳动力转移终将在某个时刻放缓，而且仅有少数战略性行业保持相对封闭，大多数行业已经开放竞争。真正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依赖于技术进步、产业创新以及劳动力素质的提升，这些才是推动生产力进步的新引擎。此外，与低质量服务业相比，工业部门更易于维系生产力的增长，特别是在高端制造业和绿色转型领域，对效率的重视与提升生产力密切相关。

　　《中国社会科学报》：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政府作用和市场机制分别扮演着什么角色？

　　埃贝斯：中国以发展新质生产力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聚焦于高端制造业、效率提升、技术进步和绿色转型，部分依赖于市场力量。私营企业正在对新技术进行投资，同时鼓励消费者购置新型的高质量产品。市场竞争在这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因此，适当放宽监管限制、提升监管水平显得尤为重要。此外，来自外国公司的竞争也不容忽视，从这个角度看，注重吸引对高端产业和知识密集型生产流程有积极作用的外资，也是一种合理的策略。

　　市场机制虽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它不是万能的，尤其是在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方面，市场往往反应迟缓，甚至会忽视外部效应。此外，市场集中度的提高也会阻碍产业结构向更高效、更环保或更符合社会需求的方向转变。因此，政府介入和政策引导十分关键，可以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政府可以通过制定相关法规和实施特定政策来引导资源向更有前景的产业流动，并加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一些西方国家对此抱有警惕之心。这可能会引发贸易争端和竞争问题，如当前围绕电动汽车的贸易磋商。

　　不断提升中国供应链的国际竞争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随着科技创新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也将提升。这会对全球经济产生哪些影响？

　　埃贝斯：中国政府在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中国企业技术进步方面的作用，无疑将影响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之前提到，从低附加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的转变，不能完全依赖市场力量来实现，而是需要政府发挥直接和间接作用。这涉及“微笑曲线”理论，我在《新兴经济力量的崛起与全球格局的变化》（The Rise of the New Economic Powers and the Changing Global Landscape）一书中，利用这一理论分析了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角色。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和21世纪初，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主要以从事低附加值的生产活动为基础，如劳动密集型、装配型生产活动。然而，分析表明，一个国家若要实现长期发展而非仅仅经历短期繁荣，必须从这类生产活动中转型，专注于供应链中更具价值增长潜力的环节，包括自主研发、使用技术含量较高的零部件或系统及最终产品。这体现了发展新质生产力包含的要求。显而易见的是，为推动全球供应链优化升级和加强中国的战略地位，政府进行干预是必要的，这也包括实施产业政策。事实上，为推动经济发展，西方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推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今，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新兴经济体正在采取相应的举措。这表明，在促进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方面，有效的市场激励与适度的政府干预相结合是必不可少的。尽管某些西方国家可能持有异议，但在特定的经济环境和发展阶段，产业政策的实施有时是必要的，它可以帮助国家在全球竞争中保持优势，实现稳定的经济增长。

　　以深化交流互信推进中欧合作共赢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解读现代中国》（Unravelling Modern China）一书中分析了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结构性发展和社会经济选择，帮助那些未曾到过中国的人抛开短视的思维方式，着眼中国发展大局。这种宏观视角和注重长期思考的框架如何帮助欧洲人走出“中国怀疑论”的错误论调？

　　埃贝斯：中国的崛起及其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在世界上几乎每一个角落都能感受到。越来越多的人深刻认识到，中国政策制定者、消费者和企业的决策会对世界产生深远影响。如果我带领奈耶诺德商业大学“全球沉浸式项目”的学生去中国到访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和参观中国企业，很快，也许只需一两个星期，我就能观察到他们对中国看法的改变。在这些学习之旅中，学生们会结识中国学生，参观中外企业，并聆听中国业界人士的演讲。亲眼见证和亲耳聆听是极其重要的，而经验告诉我，我们能够“衡量”这种观念上的改变。

　　因此，理解中国叙事对于认识中国的发展趋势至关重要，而这种声音在西方媒体中并不常见。很显然，由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复杂因素共同塑造的公众情绪并不总是能被轻易改变。这些情绪往往是由西方国家对国际竞争的担忧以及中国可能超越西方经济体的潜力所驱动的。在硕士课程“新兴经济力量”的开篇，我总是这样表示：“在现代历史上，你们这一代年轻人将首次在一个不由西方主导的世界中工作、生活、竞争和合作。这个新世界将由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力量引领。”

　　一些新兴经济体正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和进口国，也是重要的投资来源，让不知名的公司有机会在西方市场获得知名度和成功。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等新兴经济体未来将持续发挥其重要性。对一些人而言，这一前景令人忧虑，高科技领域中国品牌的增多、新技术带来的安全问题、地缘政治竞争以及有选择性的媒体报道等因素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忧虑。在有关新兴经济体崛起的讨论中，西方人普遍持一种零和博弈的观念。在地缘政治领域，这种情况确实存在。例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投票权总和是固定的100%，如果一国的投票权上升，必然有其他国家的投票权下降。但在经济领域，我们更可能面临一个正和博弈的局面：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可能是5%，荷兰则可能是2%——两国都能实现增长，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

　　在荷兰关于中国的讨论中，我的确观察到了民族中心主义的现象。减少民族中心主义是非常重要的，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是交流不同的叙事，也就是与荷兰的文化和看法不同的叙事。在许多情况下，不同的叙事蕴含着深邃的哲学智慧与实践经验，这一点在阐述和解读新兴经济体正在同时经历的多重转型时尤为显著。

　　实现中欧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看待西方媒体的全球化与去全球化、增长与去增长、零和博弈等二元对立论调？中国的全球文明倡议如何增进各国人民间的相互理解和友好情谊？

　　埃贝斯：正如我之前所强调的，积极地进行沟通并讲述“另一种叙事”至关重要，这一点在有关多边主义的讨论中尤为突出，也同样适用于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的议题。现实情况远非简单的黑白对立。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既需要市场的自由运作，也需要政府的适度干预；我们既倡导全球化，又在特定条件下采取减少全球化不利影响的措施。对于多边主义和区域合作的关系亦是如此，强化区域合作和建立区域经贸合作区，并非要取代多边主义，而是作为多边主义的有益补充，两者完全可以并行不悖。

　　在探讨不同叙事时，人们往往会陷入过于简化的二元对立思维。实际上，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实施的经济政策与其他国家实施过的政策存在相似之处。如今，一些新兴经济体正在探索如何有效结合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以及如何融合不同模式的精髓。中国的发展战略选择向世界证明，通往现代化和包容性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不止一条。这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随着中国实力的提升，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已经相当有吸引力。

　　我之前提到，相互理解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交流。全球文明倡议不仅促进了不同文化和知识的交流，也推进了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互动。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如果我带领学生到中国实地考察，让他们亲身感受中国，他们就能直观地体会到他们对中国的直接印象与之前通过媒体或其他途径间接获取的信息之间存在的差异。

　　《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是中国同欧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1周年。您认为，中欧双方应如何继续推动各领域合作，以实现持续、健康和稳定发展？

　　埃贝斯：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致力于加强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关系在内的多个领域的对话与合作。这一伙伴关系的目标旨在促进相互理解，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并推动可持续发展。此外，还有助于中欧双方理解彼此的叙事体系，文化和教育联系在这一关系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全球沉浸式项目”这样的交流机会，我们可以在一段时间后评估其对广大中欧青年和企业间增进了解和战略互信的影响，并根据实际效果提出反馈和建议，以便不断改进交流项目的质量。

　　经济和贸易关系是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另一个重点，我认为，双方在经贸领域的合作与发展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和强调。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中国和欧盟在此进程中都是关键参与者，需要促进相互理解、增进信任和展示透明度。尽管政治差异和贸易摩擦等挑战预计将继续存在，但通过持续对话与深化合作，相信双方能够有效应对这些问题。这也是我们客观公正地看待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