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动荡世界中崛起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看待中国在过去75年间取得的成就？中国能够取得这些成就的原因是什么？ 

　　拉科尔特：在过去数十年间，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当今世界形势错综复杂、动荡不安，分歧、矛盾与冲突频发，而中国的这些变革显得尤为重要，不仅能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还逐步推动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中国去年对全球GDP的贡献率超越30%，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因此，从实际生产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角度来看，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发挥着引领作用。中国的发展不仅促进了自身的繁荣，也为世界的进步、繁荣与和平贡献了力量，若非外国霸权势力的重重阻碍，这种积极影响无疑将更加显著。

　　中国在各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要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它精准把握并积极响应了人民群众对于深化体制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的深切诉求与殷切期望。进一步而言，中国在社会、经济、科技等方面的迅猛发展，正是因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能够结合中国实际理解并应用马克思主义及其他外来理念，保证了理论和实践的生命力与适应性。在此过程中，中国巧妙地吸收和借鉴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有益经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将资本主义元素用于服务社会主义制度的高超智慧。中国共产党不仅在经济和科技领域，更在民主立法和思想文化方面取得了成就，成功地推动了中国的进步，实现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中国共产党所取得的成就不仅与党和国家的命脉相连，也与中国人民以及那些参与中国发起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的各国人民和国家的命运福祉相关。我深信，正是这一独具特色的中国模式，使得中国在短时间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为改革开放的持续、稳健推进所营造的稳定国内外环境，这些辉煌成就将难以实现。虽然这些成就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取得的，但我们也应铭记，它们深深植根于前人的探索和实践之中。

　　不同于西方传统理论的发展观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有何不同？ 

　　拉科尔特：与那些囿于片面与固化思维的人迥异，我们要认识到，现代化的路径并不单一。举例来说，在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往往以经济指标为基石，追求利润最大化，主要惠及少数人。反观之，中国式现代化展现出两大鲜明特征：一是以社会主义改革为根基，追求社会主义现代化；二是由一个明确秉持马克思主义理念的政党引领。这不仅在过往中国共产党发布的会议文件中有所体现，更在最近发布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得到了重申，“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必须自觉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全会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

　　这充分说明，无论是从原则还是事实层面出发，中国式现代化都不可能等同于西方现代化。西方现代化是少数人的现代化，且常以牺牲其他国家人民的利益为代价。而中国式现代化则力求在维护社会公平的基础上，或者说在追求公平的前提下，更有效地提升资本效率，从而实现真正的发展与稳定。这些特质使得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方向是寻求实现在社会、民族、环境等国内与国际层面的广泛和谐。这具体体现在财富的再分配上，体现在旨在建立互利共赢伙伴关系的对外援助政策中，更体现在对中国周边地区的不离不弃。这种国家与地区间的关系，与压迫、殖民主义及剥削截然相反，倡导相互学习、和平合作、平等交流，寻求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让所有相关方都能从中获益，并最终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便是中国成功超越西方资本利益的狭隘视角、从全人类的整体利益出发、针对全球治理提出中国方案的具体实例。在传统的西方模式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周边国家实行的不平等交换，实质上是一种剥削，这一情况至今仍未改变。在过去几个世纪由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各国虽相互影响，但资本的贪婪本性使其始终将追求利润作为根本目标。因此，当边缘国家和条件稍好的半边缘国家被卷入世界市场与全球生产体系时，往往要被迫接受适应发达资本主义供应链的产业模式和商品销售条件。

　　大量财富从世界资本主义的边缘和半边缘流向了“中心”国家，特别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美国一直利用其美元霸权、军事霸权、语言文化霸权等手段，挑起金融危机，煽动地区和国际冲突，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强加意识形态霸权，以达到掠夺世界财富的目的。这一世界历史进程不仅加剧了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对抗，也导致了霸权与非霸权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而对全球社会的安全、稳定和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

　　拉美、非洲和亚洲国家的经济和社会解放具有鲜明的反帝国主义特征，是构建新的多极世界的基础，也有利于社会主义实现自我更新。此外，中国式现代化代表着日益增长的和平力量与世界稳定因素，是对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的回应，中国的创新旨在实现全球社会的发展与繁荣。总而言之，中国式现代化是追求和平发展与人类繁荣的现代化。

　　全球发展倡议所倡导的“六个坚持”，强调了一种不同于西方传统理论的发展观。该倡议既不以西方化或美国化为蓝图，也不单纯关注经济增长，更不会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来实现特定国家的发展目标。它主张从各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在学习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探索现代化的新路径；促进全球均衡发展，建立发展伙伴关系；关注民生福祉，让人民切实分享发展成果，增强人民的幸福感；通过扶贫、基础设施建设和提供公共服务等措施，努力解决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强调科技创新，实现“弯道超车”，建设科技强国；摒弃“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走低碳环保的绿色发展之路；加强沟通协作，多方务实合作，以最短的时间制定出行动纲领。习近平主席强调，“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自身发展为世界发展创造新机遇”，而这一点也需要通过深入推进全球发展倡议来实现。

　　发展道路上的重要节点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理解中国在过去75年的不同时期取得的主要成就？ 

　　拉科尔特：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毛泽东1958年创作的《七律二首·送瘟神》中，我们不仅能感受到他对人民的深切关怀，还能窥见旧中国人民的苦难岁月，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家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诗中的“瘟神”，即血吸虫病已被消灭，这象征着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巨大飞跃，为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祉。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大国。“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则是新中国最初几十年科技实力发展的标志性事件。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医疗卫生事业长足进步，人均寿命大幅提升。

　　面对客观条件的限制和主观认识上的挑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他们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除了反思与探索外，并没有太多现成的经验可循。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才逐步探索出了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道路，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可以停滞不前，而是仍需不断努力，继续推动国家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还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以及在经济、科技、教育等方面获得的长足发展。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时期。此次会议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与前一阶段局限于理论层面的探索不同，这一时期的探索主要体现在实践层面。自此，中国共产党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为在中国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篇之作和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邓小平理论一方面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原则不动摇，另一方面又指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只有不断与现实交锋、不断创新才会有前途。

　　基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决定实行改革开放的同时，也提出要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和环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决定了中国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外经贸往来逐年增加。这些变化都得益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改革开放的推进。改革开放之初实施的市场化改革取得了根本性成果，使中国成功建立了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2年，邓小平在中国南方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明确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这一观点打破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识别要素的固有观念。

　　2012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到新阶段。在这一框架下，国家经济实力的提升进程正在从化解产能过剩、转变政府职能、推进金融改革等多个方面展开。这一战略与中国共产党根据新的时代条件所领导的伟大革命不谋而合，是当代中国的鲜明特征，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也是确保党和人民事业与时俱进、继往开来的重要法宝。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的演讲中提出要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

　　可以看出，在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使马克思主义适应各国具体国情的理念越来越占据核心地位。十八届三中全会已将这一思想作为核心，确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表明中国将加速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及生态文明的发展，促使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等各方面的活力得以充分释放，确保所有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都能蓬勃涌动，并且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这一总目标体现了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的根本任务，勾画了中国未来发展的宏伟蓝图。

　　此次改革所开辟的新的历史道路是前所未有的，因为它同时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多个领域，这一点在中国自2012年以来逐步采取的举措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将为各国提供一个共同终结不平等经贸秩序的机制；全球发展倡议共同加强国家间的互利共赢，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南南合作，缩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全球安全倡议避免以往零和博弈、弱肉强食带来的安全争端；全球文明倡议扭转西方中心主义强加给不同文明的分裂和冲突，树立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新理念；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就威胁人类未来的风险和挑战达成普遍共识，为完善人工智能相关国际治理与合作做出新的努力，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主动权和话语权……这样，人类文明进步的速度就会加快，社会的凝聚力就会增强，人类的未来也将实现共享。

　　期待新质生产力的生动实践 

　　《中国社会科学报》：展望未来，您如何看待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发展的现实条件与前景？ 

　　拉科尔特：中国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以及在技术和知识发展、教育方面不断加大投入的意愿，反映了一种深刻意识与坚定意志。进一步讲，中国的成就亦在理论层面熠熠生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不断深化融合与适应的过程，这一过程催生了“新质生产力”等创新概念。这一概念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土壤，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的相关理论。同时，其发展与成果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紧密贴合中国国情及当前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实际需求，旨在解决供给体系与需求结构之间不匹配的问题。有学者认为，这一矛盾的演变不仅塑造了社会发展的新阶段，也成为中国迈入新发展阶段的基石。

　　改革开放初期以“传统生产力”为基石，促成了中国奇迹的诞生，但新时代则为优先发展“新型生产力”，进而为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广阔舞台。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凭借成本优势、高素质劳动力以及高效供应链，通过大规模生产标准化模块产品，深度融入全球生产网络。

　　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主席已敏锐预见科技革命将带来的生产力飞跃，强调“一个国家发展从根本上要靠供给侧推动。一次次科技和产业革命，带来一次次生产力提升，创造着难以想象的供给能力”。这些洞见进一步演化为新质生产力概念。如何将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转化为实践动力，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再次实现积极而根本的变革，对此我们满怀期待，希望这一探索过程能如往昔一般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