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谈到，“中央四达，风气之所通，雨露之所会也，其人大面短颐，美须恶肥，窍通于口，肤肉属焉，黄色主胃，慧圣而好治”。这反映出居于中心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人们所能发挥的治理才能，也印证了中国与周边建立联系的基础。古希腊也有同样的特征，根据古希腊人的描述，他们认为北边的人非常勇猛善战，但智力有限；南边的人民虽聪明机智，但缺乏男子气概，且并不善战。而古希腊处于中间，使其既被赋予了北部人民的体格，又拥有南部人民的智慧。

　　在汉朝，中国积极探索域外地区的其他文明或其他文明的一些元素，这一特征通过丝绸之路可见一斑。张骞则对这一探索作出了巨大贡献，他首先是被派往大月氏，途中被匈奴抓捕，然后在此滞留了十几年。公元前125年，张骞回到了长安，之后又被派往乌孙，即今天的哈萨克斯坦同吉尔吉斯斯坦接壤的地区。此外，他还曾到过大宛、大夏、安息等地。

　　秦汉时期，中国并没有用具体的词汇对域外文明进行描述，甚至没有将其视为具体的文明，只形成了一些以城市为基础的文化观念而非文明的概念。在张骞之后，又诞生了另一个古代外交家班超，他穿越了中亚走廊抵达更远的地方，以实现抵达罗马帝国的目标。旅途要穿越戈壁和沙漠，面临重重困难。此后，东汉与罗马帝国建立了一定的联系，使得欧洲人真正看到中国的丝绸。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古代中国在同世界其他地区的交往过程中所呈现的特点。秦汉时期的中国通过同古罗马之间的相互认知，形成了互为镜像的关系。当对这段历史加以审视的时候，就会发现秦汉时期的中国同古罗马都在致力于寻找互通性，并以此建立起对对方的想象。

　　无论我们审视当代的政治格局，还是考察汉代的汉匈关系，总能发现这样的镜像关系广泛存在于文明不断演进的过程中，这样的镜像关系既包括不同的文明，也包括相似的文明。丝绸之路对于汉代中国与古罗马而言具有重要意义，正是丝绸之路将两个互为镜像但平行存在的文明连接在了一起。唐代玄奘赴天竺取经，某种程度上也是汉代中国与古罗马互为镜像关系的一种延续。尽管玄奘赴天竺的动因源自对佛教的求知欲，但此事的结果却和此前张骞出使西域非常类似，即中印两个镜像文明之间的互相吸引。

　　“中国”的字面意思是“中央之国”，并由此被赋予了想象。然而，现实中也会存在分立与差异。在这个过程中，以玄奘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精英形塑了理想中的古印度，并以此就两种文明进行对比。中国与欧洲也经历过类似的情况，在近代的欧洲启蒙运动中，中国的儒家思想就对其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时，很多传教士向欧洲人讲述了中国国家统一、人民富足的景象。由此也可以看出，近代远渡重洋来到中国的欧洲知识分子，认为中国更像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国家。

　　（作者系马其顿科学与艺术学院汉学知识中心教席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