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定中长期发展路线图与时间表 

　　《中国社会科学报》：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被视为中国政治日程表上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您如何解读此次全会有关中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原则、主题与方向？ 

　　富坂聪：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尤其是在当今西方发达国家面临通胀高企、中国经济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的背景下，此次全会备受瞩目。外界认为，通过阐述未来中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此次全会让世界走近中国，知晓中国下一步的改革重点。作为了解中国改革的重要契机，全会事关中国战略全局、长远愿景、前途走向。在对过去曾经实施的政策进行评估的同时，全会为未来的改革举措提出一系列新的指导意见，这将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等方面的部署产生深刻影响。通过列出截至2035年要完成的一系列改革目标，全会为中国制定了中长期发展的路线图与时间表。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历届三中全会都聚焦改革议题，“改革”成为中国国家治理的主题由来已久。从字面含义看，“改革”二字涉及“改进”与“革新”。对于近年来的中国而言，相比于“改进”，“革新”似乎成为一个更为重要的主题。中国充分意识到，当前的改革迫切需要适应国际国内环境的多重变化，并作出相应调整。这些变化包括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人民群众新期待等。在《决定》中，“进一步”“全面”“深化”的字眼，彰显出中国面对新形势，不断适应新状况的决心。

　　此次全会提出，“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决定》强调，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这些论述是中国努力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结果。对于今日中国而言，民生的着力点发生了明显转变。民生的目标不再只是物质层面的温饱问题，而是关乎幸福感、满意度与获得感的生活品质问题。过去，中国通过消除贫困等举措在民生福祉领域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如今，这一重点转向了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经济体制改革是关键方向 

　　《中国社会科学报》：全会强调了“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的重要性。外界认为，经济体制改革仍是中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方向。您对此作何评论？ 

　　富坂聪：二十届三中全会释放的信号表明，经济仍是改革的主旋律。作为一个新兴崛起的经济大国，中国被寄予厚望，即以出色的能力为世界经济创造新的发展机制。中国充分认识到，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将经济体制改革作为核心，并对各领域的工作进行全面部署。在阐述总目标时，《决定》提出，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作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的论述。这体现了中国对于自身所走的经济道路的深刻认识。

　　中国也认识到，在经济决策部署方面须注重把握经济发展的本质与规律，从而使国内市场经济和投资环境达到国际一流标准。例如，在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中引入市场因素的混合经济，即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结合，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巨大成功，助力中国经济实现了巨大飞跃。

　　然而，随着经济发展达到某一个特定阶段，曾经创造大幅经济增长的人口出现消退趋势，老龄化等问题随之出现。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中国需要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探索新的经济模式，也需要不断为新形势下的经济发展创造新动能。这在中国所追求的经济现代化理念中得到了强调。这一过程必然伴随或多或少的“阵痛”，但“阵痛”往往能够激发出更大的勇气与力量。《决定》提出“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等要求，即是中国用行动证明这一点的体现。

　　此外，《决定》多次提及“平衡”二字。近年来，中国在经济领域的改革举措强调平衡性，例如，采取相关措施缩小不同人群间的收入差距。如今，资本主义社会陷入困境的一个因素，是少数利益集团为攫取财富造成了社会财富分配的两极化。为走出这一困境，当前的美国和日本都以形成“厚实的中产阶层”为前进目标，但从现状来看，离目标的达成还差很远。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中国提高个人致富的积极性与保障社会财富分配的均衡性，二者并不矛盾。在稳步推进实现长期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过程中，中国始终具备高度的调整、平衡能力。这一点在《决定》所传达的信息之中，得到了充分反映。

　　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 

　　《中国社会科学报》：《决定》强调，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系统”也成为《决定》的关键词之一，对此，您如何解读？ 

　　富坂聪：在中国，改革无疑是一项具有长期性、总体性的系统工程。全会在总结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时，反复强调“系统”对于改革的意义，提到了“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新征程”，“实现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转变”，“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更加注重改革实效”。

　　而在西方国家，如此具有系统意义的政策通常很难制定与实施。在国家层面部署长期战略并不断赋予其连续性和可持续性，是西方国家缺乏的能力。在一些西方国家，选举过程中作出的相关承诺通常是短期的，内容往往与为企业减税或其他诱人的政府“施舍”措施相关。然而，许多承诺最终被证明是不切实际的空谈，不仅未能解决西方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反而带来了一系列后果，如财政紧缩。此外，为了强调与其他竞争对手的不同，突出自身执政的新颖性，一些西方国家的现任政府经常会否定前任政府的工作，从而导致长期持续的国家政策的制定难上加难。

　　坚持向世界敞开大门 

　　《中国社会科学报》：改革与开放相辅相成，二十届三中全会也强调了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性，您如何看待这一点？ 

　　富坂聪：我注意到，《决定》中传递出关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信息，这一信息对于世界而言意义深远。“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持以开放促改革”，“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等，都是中国坚持向世界敞开大门的积极信号。

　　值得赞赏的是，中国在强调自身振兴的同时，始终没有忘记与其他国家通力合作的重要性。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坚持向世界开放的优秀典型。通过开放、合作、团结、共赢，中国成功打造了一个联通多国的庞大经济区。此外，在强调利用庞大国内市场优势的同时，中国始终把扩大进口作为使命之一。这一使命以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重大国际性会议为标志，并取得了实际成果。

　　近年来，中国国内电动汽车的生产与销售迎来了黄金时代，难能可贵的是，中国依旧对美国电动汽车敞开怀抱。事实上，这并未冲击中国的本土产业，反而为国内电动汽车产业的蓬勃发展带来了新契机。就此而言，近期美国和欧洲采取的贸易关税壁垒措施，反而给其国内产业带来了风险。

　　在百年变局中赢得战略主动 

　　《中国社会科学报》：谈及风险，在《决定》中，“安全”成为一个高频词。改革与安全相伴，成为中国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新现象。对此，您如何评价？ 

　　富坂聪：中国改革开始重视国际安全的重要性并非偶然。“开放”总是与风险联系在一起，国际环境中的“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可能随时发生，许多国家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地缘政治冲突的洪流中。在这样一个充满风险的国际环境中进行改革，安全无疑是一个重要主题。为此，中国尤其需要应对保护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特别是在西方国家蔓延带来的负面影响。正如《决定》提到的那样，“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如今，一些西方国家中存在不乐见中国崛起的势力。这些势力通过发起舆论战、制造国际分歧等方式，想方设法动摇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发展前景的信心。其使用的手法也在不断变化，呈现出“新花样”。尤其是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对中国抱有很大戒心，用零和思维看待中国，并将一些西方盟友卷入其中。为了维持霸权，美国正在破坏全球供应链，由此造成的后果对世界而言是一个很大的变数。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方面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固有的内在瓶颈。发达国家对经济增长乏力感到不满，并将其归咎于政治，这往往导致国际合作以惨痛的政治代价为成本。另一方面，在信息与新闻铺天盖地的今天，有关中国资料的误读与错读时有发生，这导致了外界对于中国发展模式的理解不足与认知偏差。比起“报道正确的事情”，一些西方媒体更重视“销售成功”。

　　中国的改革道路依旧任重道远。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前进道路上必然会遇到各种矛盾和风险挑战。中国意识到，为国内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因素，克服国际形势不利因素带来的重重障碍，是保持改革进程行稳致远的先决条件，也是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赢得战略主动的重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