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系教授马尔科斯·科尔德伊罗·皮雷斯（Marcos Cordeiro Pires）和巴西里约热内卢州立大学经济科学院副教授、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顾问伊利亚斯·贾博尔（Elias Jabbour）。两位巴西学者深入剖析中国经济逆势增长的内在逻辑，探讨中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独特优势，见证了中国在全球经济新格局中的积极作为，对质疑和误解中国经济的新自由主义观点进行反驳，力图呈现一个全面、立体、真实的中国经济形象。

　　制定符合国情的发展策略 

　　2023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2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5.2%。皮雷斯表示，考虑到全球经济形势受到军事冲突和美国利率政策的负面影响，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成绩斐然。近年来，全球自然灾害频发，给受灾地区造成了巨大的物质损失，导致全球经济复苏步伐放缓。

　　中国的经济增长具有独特性。皮雷斯表示，具体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功实现了国家规划与中国企业活力的结合。此外，中国政府积极在社会各层面谋求共识。中国共产党凭借其卓越的领导力和科学的决策机制，制定出符合国情和民众需求的发展策略，以推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国政府能够洞察国内外社会变化，及时出台一系列政策来应对各种挑战。中国政府不拘泥于教条，而是坚持实事求是，不断探索真理。

　　贾博尔补充说，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相比，中国经济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经济金融化带来的一些弊端。这表明，中国的资源配置倾向于支持实体经济的生产活动，不断将可用资源投入到新的生产领域，而非过度依赖金融投机来获取收益。中国模式独具特色的政治和制度保障，源自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力，以及由央企和各层面发展型银行所构成的公共生产和金融中心。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在贾博尔看来，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一项旨在通过创新和技术进步来推动工业和高科技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战略。新质生产力指的是基于前沿技术创新的生产力，涵盖了半导体基础设施、清洁能源、新型社会管理和服务设施等多个领域。新质生产力的形成离不开大型国有资本及其金融支柱，即国有银行的大力服务。目前，中国基本形成了政府、企业、科研院所及高校等共同支撑的创新体系，即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其中，大型国有资本在该体系的演化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优势在于中国的国家科技创新体系是建立在大规模生产和金融行业的广泛公有制基础之上。随着这一体系不断发展壮大，新质生产力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各种需求。中国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同时，借助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有利因素促进自身的发展，还在国际舞台上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展开合作与竞争。这不仅展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独特优势，也彰显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

　　皮雷斯表示，一项正确且富有创造性的经济政策必须基于国家当前的实际情况和长远的发展趋势来制定。人类社会正处于科技迅猛发展的关键时刻，这不仅预示着一系列创新突破，同时也意味着一系列紧迫的挑战，如地球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全球气候变化的有效治理、民生福祉的持续提升等。各国不能简单地复制历史上的解决方案来应对未来挑战，而是需要探索创新的经济思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中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吸纳并融合诸如人工智能、高级机器人技术、生物技术、物联网设备整合、新材料和新能源开发等新兴技术，变得尤为关键。

　　自2015年以来，中国在人工智能、清洁能源设备制造以及混合动力和电动汽车的生产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中国自主创新的能力有目共睹。

　　除此之外，皮雷斯还强调了“需要是发明之母”的观念，意即当某种需求变得迫切时，人们就会积极寻找如何获取或实现它的途径。面对美国对中国企业的遏制打压，中国迫切需要采取创新性的应对策略，以有效克服由此带来的挑战。这不仅涉及技术自主研发和产业转型升级，还包括构建更为稳健的供应链体系，加强国际合作，进一步释放国内市场需求。中国已经打下了坚实的科技基础，完全有能力在未来几十年甚至几年内实现经济的飞跃。

　　持续扩大内需和提振消费 

　　贾博尔认为，目前，中国持续强调扩大内需和提振消费，是在走一条正确的道路，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迫切需要增加国内市场和消费的比重。当然，投资和消费不应被看作零和博弈，增加国内市场和消费比重的同时也需要维持较高的投资率。

　　皮雷斯表示，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际贸易作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开始减弱。从那时起，中国政府采取了多项策略来弥补出口增长的放缓。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政府果断推出大规模投资计划，重点投向了基础设施和住房建设领域，有效地保持了中国经济在全球金融风暴中的稳健增长。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全面启动，通过促进双方贸易投资增长、推动新兴领域合作、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等举措，给中国经济增长注入了稳定力量。1991—2021年，中国—东盟贸易规模扩大了100余倍。2013年，中国发起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携手共建国家实现共同发展与繁荣。此外，中国政府大力支持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推动中国企业国际化。这些策略成效显著，主要体现在中国平均工资水平的大幅提升以及全面消除绝对贫困等方面。

　　2023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激发有潜能的消费。这一经济战略旨在为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基础，并在社会中培育新的潜力和技能。随着新技术的创造和引入，中国的公共和私营部门需要在科研、技术和管理领域培育更多人才，以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例如，服务业的体系化发展和现代化升级蕴藏着巨大的增长潜力和就业创造能力。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不仅为中国体育产业的蓬勃发展注入了新动力，还提升了酒店和旅游基础设施水平，为相关领域的长远发展打开了视野。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提供发展新路径 

　　谈及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所取得的成就，皮雷斯认为，它成功开辟了国际发展合作的新格局。无论是在建还是已竣工的水电大坝、铁路、港口等众多基础设施项目，都在优化提升多个国家的地貌景观，推动经济向前发展，特别是那些原本难以获得项目融资和技术支持的国家。这些项目不仅为当地居民创造了就业机会，更为未来的投资打下了坚实基础。以中老铁路为例，按照某些西方企业追求快速回报的投资理念，建设这条铁路可能永远不会被提上日程。这是因为仅从财务角度分析，老挝偿还贷款的财政能力与修建铁路的成本效益似乎难以在短期内实现平衡。

　　2024年4月13日是中老铁路国际旅客列车开行满一周年，这一重要时刻见证了中老铁路在促进区域互联互通方面的关键作用。中老铁路使老挝与中国市场深度融合，有效带动了途经地区的物流、旅游、贸易等一系列经济活动，推动老挝经济迈向了一个全新且更高的发展阶段。与老挝的情况相似，全球范围内的发展中国家通过获得“一带一路”项目支持及投资，激发了内生发展动力，促进了社会进步和区域经济一体化。

　　贾博尔表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代表着中国对促进全球共同繁荣作出贡献的意愿，还蕴含着更深层的含义。在全球化进程受美国金融资本影响而出现衰退迹象之时，中国呼吁新型全球化理念，注重推进更加均衡、包容及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化进程，尊重各国对于自身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自主选择权，并致力于满足接受中国投资的国家的实际需求。由此可见，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世界各国提供了一条在新自由主义破坏性影响之外，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的新路径。

　　打破新自由主义思维定式 

　　皮雷斯观察到，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大都缺乏对于中国经济运行的复杂性和精妙之处的分析能力。他们受到个人所持意识形态的限制，只看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状况的一部分。自“华盛顿共识”发布至今已有35年，新自由主义的专家们仍然坚持着一套为发展中国家所设计的经济发展策略，尽管这一策略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被多次证明是失败的。例如，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曾表示，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面临着社区发展落后、金融危机导致中产家庭经济震荡、新冠疫情暴露供应链脆弱性、气候变化摧毁生命和生计等诸多问题。“新华盛顿共识”作为美国新的国内外经济政策，提倡采取保护主义和以国家介入为主旨的产业和创新政策，重振美国制造业，以直面与中国的竞争。

　　遗憾的是，一方面，在发展中国家，与国际金融体系紧密相关的地方精英阻碍了关于新型治理模式的讨论。这些经济和知识精英仍然陷于一种思维定式，即认为在新自由主义之外没有其他发展经济的替代方案。由大型西方金融集团资助的智库在“全球南方”国家支持了一些组织，目的是阻挠发展中国家探索新型经济模式。

　　另一方面，中国、巴西以及其他金砖国家成员在探讨“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格局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金砖合作机制的最近一次扩容，增强了“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性，使金砖国家在全球治理中发出了不容忽视的声音。皮雷斯认为，要重点强调“发展”在一个国家克服其历史弊病（如贫困、不平等和环境破坏）过程中的核心地位。自20世纪80年代初新自由主义理论成为主导性的国际发展理论以来，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机制一度陷入停滞。正是在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成立之后，发达国家才重新构建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机制。

　　贾博尔补充到，以新自由主义视角来审视中国，可能会重蹈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的覆辙。中国的经济体系与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因此，如果运用分析资本主义国家的方式分析中国，就忽视了中国特有的经济结构和社会制度。这种做法不仅不合时宜，也凸显了分析者的局限性。中国正在积极推进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改革和发展计划，其成就不仅标志着国家发展模式的创新，还为社会科学领域提供了宝贵的研究案例。中国，代表着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