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发展成果共同应对挑战 

　　《中国社会科学报》：大国外交，远谋而笃行。作为外交研究领域的专家，您如何认识和理解习近平外交思想？ 

　　努尔：习近平外交思想是指导中国当代国际关系发展的一个全面、战略性框架，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智慧、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当代地缘政治格局的实际需求。这一思想体系强调了几项引领中国外交努力的重大目标：追求和平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推动全球治理改革。我对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解是，将中国定位为全球舞台的重要角色，倡导建立以相互尊重、公平和合作原则为基石的多极化世界秩序。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这一理念认为，在当今世界，尽管各国之间存在差异，但仍然可以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恐怖主义和经济不平等等共同挑战。通过建立相互尊重、公平公正的伙伴关系，促进合作共赢，中国旨在创造一个有利于安全稳定和共同发展的国际环境。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这一理念的具象表现，致力于加强亚洲、欧洲和非洲之间的互联互通与经济一体化。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国积极投资基础设施项目，促进了共建国家的发展并加强了中国与共建国家间的联系。例如，在非洲修建铁路和港口不仅促进了贸易发展，还为当地经济增长和就业提供助力。再如，中国在《巴黎协定》中的承诺以及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展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在新冠疫情期间，中国不仅有效应对了国内危机，还为其他国家提供医疗物资、疫苗和技术援助，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习近平外交思想注重全球治理结构改革，以反映国际关系的变化。中国支持现有机构如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进行改革，以更好地代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利益。这种倡导根植于这样一种信念：更具包容性和公平性的全球治理体系有利于推动更可持续、更平衡的发展。例如，中国支持二十国集团作为国际经济合作协调平台，鼓励新兴经济体在塑造全球经济政策方面发挥作用。 

　　习近平外交思想高度重视互相尊重主权，秉持互不干涉原则。中国一贯坚持，每个国家都有在不受外部压力或干预影响的前提下选择自身发展道路的权利。这一原则在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中尤为重要，中国将自己定位为尊重当地情况和需求的合作伙伴。例如，在与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交往中，中国强调的是互相尊重、互惠互利的伙伴关系，提供基础设施建设与投资助力，而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 

　　习近平外交思想强调和平发展的重要性。中国主张通过对话和谈判而不是对抗和胁迫来解决争端，这一原则体现在中国对各种地区问题的立场当中。中国始终呼吁和平对话，提倡通过双边和多边谈判来应对紧张局势。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彰显了对维护全球和平与安全承诺的恪守。通过向冲突地区派遣维和人员，中国不仅为维护国际社会和平稳定作出了贡献，还展示了作为负责任的全球行为者的形象。中国也参与了推进朝鲜半岛问题政治解决的工作，倡导通过对话协商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实现半岛无核化。 

　　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最新实践之一是中国与欧洲关系的处理。2024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欧洲，推动了中国与法国、塞尔维亚、匈牙利双边关系的深化，凸显了中国致力于在尊重彼此主权和互惠互利基础上与其他国家建立长期伙伴关系的决心。这些交往反映了中国推动建立多极化世界秩序的愿景，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不同国家和地区共享发展成果，共同应对全球挑战。 

　　《中国社会科学报》：目前，全球面临复杂的安全挑战：乌克兰危机延宕、巴以冲突又起，地区安全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叠加……您认为当前的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将如何演变？ 

　　努尔：在当前的世界格局中，以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为典型案例，表明国际关系中伦理及政治层面存在双重标准。世界各国对这些危机的反应呈现出地缘政治复杂性增加、联盟关系转变和伦理矛盾凸显等特征，对于不断演变的世界秩序具有深远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西方主导地位受到了新兴大国更为务实处理国际关系的方式的挑战。这些国家强调互相尊重主权和互不干涉原则，与西方的干预政策形成了鲜明对比。随着这些国家影响力的提升，全球力量平衡将发生变化，国际舞台将上演更加复杂的竞争。 

　　《中国社会科学报》：习近平主席曾说：“我们要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历史关头，西方一些声音仍热衷于以“文明冲突论”作解。您认为，在当代世界推进不同文明间的对话，最重要的是什么？又该如何克服其中的障碍？ 

　　努尔：“文明优越论”和“文明冲突论”显著影响了西方关于全球互动的话语体系。这些理论认为，文化与文明的差异是产生当代世界冲突的主要根源。然而，在应对21世纪复杂局势的过程中，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这种框架过于简化，对推动全球和谐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世界各文明的共存应强调相互尊重、对话、合作，并认识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性。 

　　“文明优越论”概念本质上是有缺陷的。历史表明，各种文明都对人类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并拥有自己的独特优势。认为一种文明根本上优于另一种文明的想法，不仅忽视了这些贡献，还造成了分裂和敌意。我们应该看到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并认识到这种多样性丰富了全球的面貌。通过欣赏每种文明的独特贡献，可以建立起相互尊重和理解的基础。促进文明共存的最有效途径之一是跨文化对话。这包括创建平台，让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分享他们的观点并相互学习。这种对话可以采取各种形式，包括学术交流、文化节庆和国际会议等。例如，联合国文明联盟在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和应对由文化多样性带来的问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教育在促进文明共存方面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强调全球意识、跨文化能力以及各种文明的历史与贡献的课程可以帮助年轻人更加细致、有同理心地了解世界。教育体系应鼓励发展批判性思维和了解不同文化视角的能力。例如，将世界历史和全球文学纳入学校课程，可以让学生接触到不同文化的丰富性和人类经验的交融。 

　　文明共存的另一个关键方面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经济相互依存可以为和平共存、互惠互利提供激励。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经济合作弥合文化鸿沟的典范。此外，应对全球挑战需要进行集体行动与合作。诸如气候变化、流行病和贫困等问题不分国界和文化差异，需要通过国际合作来有效解决。 

　　“债务陷阱”论被数据证伪 

　　《中国社会科学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为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提供的一项全球公共产品。在您看来，经过近11年的发展，该倡议在促进共建国家和地区经济贸易往来方面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努尔：自2013年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该倡议已经对全球经济和贸易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惠及了共建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近11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极大地促进了基础设施建设、贸易便利化、投资流动和区域一体化，助力共建国家经济增长，增强了他们之间的联通性。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最显著的影响之一是对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贡献。基础设施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组成部分，一些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面临着巨大的财政赤字。通过提供融资支持和建设公路、铁路、港口、机场、能源等基础设施，共建“一带一路”项目帮助发展中国家填补了这些缺口，对提高生产率和促进贸易发展至关重要。 

　　以巴基斯坦为例，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旗舰项目，中巴经济走廊为巴基斯坦带来了深刻的经济变革。中巴经济走廊见证了包括高速公路、能源站和特别经济区在内的主要项目的进展，这些项目激发了巴基斯坦的经济活力并创造了就业机会。瓜达尔港作为中巴经济走廊的关键组成部分，不仅提升了巴基斯坦的海上贸易能力，还助力巴基斯坦成为中东、中亚和中国之间贸易的重要中转枢纽。中巴经济走廊框架下的基础设施建设降低了物流成本，促进了贸易流动，吸引了外资，助推了巴基斯坦的经济增长。 

　　通过减少贸易壁垒和增强国家间的联通性，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在促进贸易便利化方面也发挥了关键作用。通过改善交通网络和物流基础设施，使货物跨境运输更加便捷和高效，促成了贸易量的增加和供应链的更高效运行。 

　　此外，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吸引了大量资金流向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共建“一带一路”项目中的投资往往伴随着其他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的投资，产生了放大经济效益的乘数效应。这些投资不仅支持了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还支持了制造业、农业和服务业等各个领域的发展。在中亚地区，共建“一带一路”吸引了对矿业、能源等行业的投资，有助于经济多元化发展，减少对几个有限行业的依赖。例如，在哈萨克斯坦，中国的投资为该国工业部门注入更多活力，使其提高了生产能力，增加了出口机会。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好处并不仅限于基础设施和贸易等领域的经济利益，还对共建国家的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共建“一带一路”项目为当地民众提供了就业机会，提高了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此外，中国还提供培训计划和技术援助，帮助各国提升发展所需的技能以持续运营共建“一带一路”项目。通过促进技术和专业知识的转移，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现代化。例如，在巴基斯坦，中巴经济走廊框架下的经济特区吸引了技术密集型产业，促进了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总之，共建“一带一路”已经推动改变了全球社会经济格局，助力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关于西方媒体对“一带一路”的某些不实批评，您有何看法？ 

　　努尔：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面临来自西方一些媒体的批评，指责其给其他国家带来了“债务陷阱”。这些说法暗示中国“为了增强自身政治与经济影响力，利用基础设施融资将其他国家拖入不可持续的债务中”。然而，对过去近11年来共建“一带一路”项目的数据和进展进行更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关注2024年的最新信息后会发现，“债务陷阱”叙事站不住脚。 

　　首先，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共建“一带一路”的范围和规模。截至2023年10月，已有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与“债务陷阱”叙事相反，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金融投资的详细分析显示，其投资结构旨在确保项目的长期可行性和接受国的金融健康发展。相当一部分共建“一带一路”融资以优惠贷款的形式提供，这些贷款的利率较低且还款期限较商业贷款更长。这种融资结构减轻了接受国的即时财务压力，使其能够在免于承担不可持续债务负担的情况下，享受基础设施发展的好处。 

　　统计数字进一步驳斥了“债务陷阱”的指控。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非研究中心的报告显示，中国贷款仅占非洲外债总额的17%。其研究还发现，大多数非洲国家的债务水平是可控的，目前面临的问题主要源自全球经济状况和国内经济管理挑战等多种因素的叠加。同样，根据巴基斯坦国家银行的数据，中国贷款占巴基斯坦外债总额的比例不到10%，显著低于对多边金融机构的债务比例。 

　　中国也愿意重新谈判债务条款以避免给合作伙伴带来压力。例如，面对由疫情带来的经济困难，中国参与了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倡议（DSSI），为低收入国家提供债务减免。这一举措凸显了中国对可持续发展的支持，而非利用金融脆弱性谋利。 

　　此外，从中国在共建“一带一路”等机制中的作为来看，许多项目展现出了远远超过成本的实际经济效益。例如，中非合作论坛和其他多边平台促进了广泛的对话与合作，确保项目符合合作国家的优先发展事项。中国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内对教育、医疗和技术转移的投入也体现了其对共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广泛承诺。 

　　国家引领规划发挥积极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提到，巴基斯坦对中国的和平崛起充满兴趣，中国模式为巴基斯坦等许多发展中国家描绘了独特的发展蓝图。可以谈谈您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吗？ 

　　努尔：受历史背景、社会政治结构和文化哲学的影响，中国式现代化呈现出一种有别于西方现代化的独特面貌。西方现代化大多遵循工业化、“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经济的路径，而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另一条强调国家引领发展、社会和谐以及平衡经济增长与社会政治稳定的路径。这种方法带来了高速的经济发展、贫困减少和生活水平的显著提升，使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强国。 

　　中国式现代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国家发挥重大作用。不同于基于市场驱动和最小化国家干预的西方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注重政府在引导经济发展中发挥强大的积极作用。中国政府实施了全面的规划和政策框架，指导国家发展战略，如制定五年规划。这些规划概述了关键优先事项、如何分配资源并为各领域各部门设定目标，确保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国家持续进步。例如，最新的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强调创新、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反映了中国向科技创新和环境可持续经济转型的趋势。 

　　中国式现代化的另一个特征是对社会和谐和人民福祉的关注，这与西方社会常强调的个人主义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式现代化优先考虑社会稳定、公平发展和共同利益。扶贫、乡村振兴、改善医疗和教育等公共服务政策是这一目标的主要实现途径。中国使8亿多人摆脱了贫困，这一成就彰显了对包容性发展的投入。这种对社会凝聚力的关注有助于确保政治稳定和保障公众对政府的支持，这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文化价值观也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儒家思想强调和谐、突出教育和努力工作的重要性，在中国社会有深刻的思想根基。这些价值观优先考虑整体发展和道德治理，为社会和经济政策提供支撑。与此同时，中国式现代化体现出适应性和务实性的特点。与西方现代化模式有时表现出来的意识僵化不同，中国采取了灵活的策略，从全球最佳实践中学习，并使其适应本国国情。这种务实思想在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经济改革中得以体现，一系列改革将市场经济元素与有力的宏观调控相结合。例如，建立像深圳这样的经济特区，使中国能够在受控的环境中进行市场导向的改革试验，最终促成了更广泛的经济高速增长。 

　　此外，中国式现代化注重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中国已迅速成为人工智能、5G和生物技术等领域的全球引领者。政府提出的倡议和对研发的大量投资建立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创新生态系统，这种对创新的重视确保中国在全球经济中保持竞争力，同时也满足了提高生产率、提升公共服务质量等国内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