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石经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一为后蜀广政七年（944）起蜀相毋昭裔于成都主持镌石的《孝经》《论语》《尔雅》《周易》《毛诗》《尚书》《仪礼》《礼记》《周礼》《左传》十种儒家经典，其中篇幅最大的《左传》很可能最晚刊刻，该书于孟蜀时书写并镌至十七卷，后十三卷入宋刻毕；二为北宋皇祐元年（1049）田况继续于益州州学主持刻毕的《公羊》《穀梁》二传；三为北宋宣和五年（1123）席贡主持镌刻，次年终由彭慥完成的《孟子》。因原石毁佚较早，拓本又历经散失，蜀石经存本甚罕。据明《文渊阁书目》记载，蜀石经全套拓本不计副本当有近百册，而如今存世者仅上海图书馆所藏《毛诗》残拓一册，国家图书馆所藏《周礼》及《春秋》三传残拓七册。

　　上海图书馆所藏《毛诗》拓本配有楠木书匣，上有“士礼居藏”刻字，即此本为清乾嘉时期著名藏书家黄丕烈故物。据黄氏嘉庆九年（1804）四月题跋可知，此册初归士礼居时犹为旧装，覆背俱宋纸，四围亦用宋皂纸副之。残拓因蠹蚀破损不得已而重装，因此这些关于拓本原装的描述便格外珍贵。拓中还钤有汪文琛、汪士钟父子藏印，则黄氏身后此本转为汪氏艺芸书舍庋藏，其后又归嘉善程文荣，今藏上海图书馆。

　　国家图书馆藏蜀石经残拓包括《周礼·秋官》《考工记》《左传·襄公》《昭公》《公羊·桓公》《穀梁·文公》《成公》《襄公》的部分内容。此批残拓为庐江刘体乾于1910年至1926年陆续收得，其后又归合肥李氏望云草堂，最后经祁阳陈澄中入藏北京图书馆，即今天的国家图书馆。

　　近代以来，对蜀石经拓本年代的认识，以王国维之说影响最大。王氏于1926年夏、冬两度撰文论述，尤以仲冬《蜀石经残拓本跋》为详。文中以《左传》《穀梁》残拓所钤“东宫书府”篆文印为关节，细论此印为宋钦宗青宫之物，由此推断蜀石经拓本为北宋末年旧拓。此说一出，其后语涉残拓年代的论著，多引以为据。

　　然王氏前后均有以“东宫书府”为明印者。其前如清嘉庆二年至三年，彭元瑞等人所纂《天禄琳琅书目后编》推断钤有九叠篆“东宫书府”印的《春秋经传》为明代官籍。其后，如1939年傅增湘先生曾经眼一部钤有此印的《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并在《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中判定此书为明懿文太子旧藏。1960年，赵万里于《中国版刻图录》中也指出钤有此印的宋刻本《国语解》《春秋经传》：“当是元时官书，明太祖灭元得之，以贻懿文太子者。”可惜这些持明印说的前贤均无详细论证，故未引起重视。

　　直至近年，方有学者重新探索这一问题，或据钤盖此印者有元刻本辨析王氏宋印说之非，或补证此印属明懿文太子朱标的可能性最大（详见张学谦《蜀石经拓本所钤“东宫书府”印非宋内府印辨》、王天然《蜀石经拓本所钤“东宫书府”印补说》两文），则“东宫书府”印的年代与归属问题已得到基本解决。因此，王国维先生论证的基点已发生动摇，我们不能再以该印的年代判定蜀石经拓本的年代，而是应结合多种信息综合判断。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宋印说存在问题，但王氏通过梳理明代官私著录，得出蜀石经拓本一线之传皆出明内阁的结论，仍可信据。当然，我们今天对拓本来源的认识也有所推进。

　　首先，观察拓中痕迹。还是从藏印入手，《左传》襄二第十五卷首、《穀梁》文公第六卷首、《穀梁》成公第八卷首上部均钤有“东宫书府”篆文印，故知国家图书馆所藏《左传》《穀梁》拓本曾共藏一处。另，《毛诗》拓本在黄丕烈收藏之前，乾隆七年曾在杭州赵昱处，丁敬获观并以《雪中集南华堂赵谷林兄弟出观蜀广政石经毛诗残本宋廖莹中世彩堂刻韩集作》咏之，诗中有“中间古印辨不真”一句，今检《毛诗》拓本并无“辨不真”之“古印”。而“东宫书府”印篆体特殊，习称“九叠篆”，字形辨识确实存在一定难度，正符合诗句的描述。丁氏观拓之时，此本尚存二《南》及《邶风》二卷，所见“古印”当钤盖于《周南》卷首，其后《周南》及《鹊巢》首佚失，故今不可见。如此亦可佐证现分藏南北的《毛诗》《左传》《穀梁》残拓来源一致。此外，《毛诗》《周礼》及《春秋》三传拓本均有朱书页号，有些页号如“百”字均作“乛”形，书写特征相似，故知现存蜀石经诸拓确为同源。

　　其次，考察拓本源流。上引赵万里之说既点明“东宫书府”印所属，又指明钤有此印之书的渊源，我们据此可将现存蜀石经拓本的来源进一步上推至元官方藏书。明正统杨士奇《文渊阁书目》及万历张萱、崇祯梁维枢两部《内阁藏书目录》中著录的整套蜀石经拓本，当即明懿文太子继承自元官书的藏书。大约在明万历年间，一线单传之蜀石经拓本开始从明内府散出。徐𤊹《石经左氏传跋》所述其兄徐熥旧藏蜀石经《左传》，盖即由内府流出，但流散者仅为内府副本，阁中所藏尚属完整，直至明末崇祯时拓本主体仍在内府，整体散佚当在明清易代之际。

　　最后，结合蜀石经原石毁佚时间对拓本年代再作考虑。梳理宋以来文献可知，蜀石经元代已罕有记述。清人钱大昕《石经左传残字》尝云：“南宋时蜀石经完好无恙，曾宏父、赵希弁辈述之甚详，而元明儒者绝无一言及之，殆亡于嘉熙、淳祐以后。”钱氏以元明人不言蜀石经，故推测原石亡于南宋理宗嘉熙、淳祐以后，这正是蒙古侵蜀破陷成都的时段，此说最为合理。元人罗寿《成都赡学田记》言“成都自丙申荡于兵，文物泯尽”，袁桷七律《送巨德新四川省郎中》也有“石室残经卧落晖”的诗句，这些都是元代蜀石经原石已经毁弃的旁证。

　　上海图书馆、国家图书馆新近均编有馆藏善本碑帖综录，代表了南北两大馆对所藏碑帖珍品的基本认识（详见《上海图书馆善本碑帖综录》《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碑帖综录》两书）。上海图书馆综录以蜀石经《毛诗》为“北宋拓本”，或据黄丕烈亲见原拓宋装为说。然此断代意见施以引号，似取黄说而又有保留，盖以“北宋”时代偏早，故如此折中。其实，黄氏并未断作“北宋”拓本，仅言“宋装”耳。黄丕烈确有“余喜聚宋刻，颜所居曰‘百宋一廛’。今此刻出蜀广政，又在北宋前矣”数语，然其中所论为文本年代，并非拓本断代。且据明代内阁书目记载，阁内所藏整套蜀石经拓本除十三经外，尚有南宋晁公武《石经考异》拓本一册。晁氏此书撰写、刻石于乾道六年（1170），其拓本自然晚于此年。假若此批拓本为整体制作，拓本年代应为南宋，而上文已述现存诸拓朱书页号书写特征相似，此种假设具有合理性。又，各本均有斑驳磨泐痕迹，且由《左传·襄公》残拓漫漶情况可以想见此部分原石的磨损已颇为严重，综合考量也不宜断代过早。

　　而国家图书馆综录仍取“东宫书府”为宋印的旧说，并认为馆藏七册蜀石经为宋拓、元拓之合璧本。然蜀石经原石入元之前应已毁佚，国家图书馆藏拓实可进一步明确为宋拓本，亦不必断代过晚。总之，北宋拓本、元拓本的意见或早或晚，据目前所知存世蜀石经拓本均可定为宋拓本，来源至少可上溯至元官方藏书。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