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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西陵的“个性张扬”问题
2019年11月11日 14:45 来源:《文物春秋》2019年04期 作者:刘毅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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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

  摘要:清世宗在昌瑞山陵区范围之外另卜陵址,泰陵的特异性在神道和陵区总体布局上表现明显;之后,宣宗重建寿陵于龙泉峪,在整体上改变了陵宫的平面结构,后来的昌西、慕东两座皇太后陵也受慕陵影响而别具特色。清西陵自肇建开始,前后130年间不断凸显出个性张扬的色彩,与同时的东陵陵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关键词:清朝皇陵; 皇陵特异性; 泰陵; 慕陵; 清西陵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9)一般项目“清代帝王陵墓考古学研究”(项目号:19BKG013)中期成果;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7)重大项目“多卷本《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项目号:17ZDA216)阶段性成果

  

  作为王朝的重要礼制建筑,皇陵的营造在历朝历代都要遵守一定的范式,特别是在一代之制确立以后,主要部分整齐划一、少有变异是最常见的面貌。清泰陵卜建于入关后的第三代,彼时清代皇陵制度已经进入了稳定期,但由于清世宗在昌瑞山范围之外另卜万年吉地、宣宗再建寿藏于龙泉峪,使得西陵兆域四座皇陵中的两座显现出极强的特异性,相应的后妃陵墓制度也受到影响而出现了明显的变异,这在历代皇陵中是比较少见的。

  一、泰陵定位的悬疑

  相传清世祖亲自卜定兆域于河北遵化凤台岭(后封为昌瑞山),康熙时期相继建成了孝陵、景陵、暂安奉殿(后定名昭西陵)、孝东陵等帝后陵墓,奠定了清代皇陵制度的基础。世祖、圣祖既定昌瑞山为万年吉兆,按照“陵区制”的规则,世宗理应在界内卜葬,但他却先卜吉地于昌瑞山陵区以外的九凤朝阳山,再定寿域于易州泰宁山太平峪,由此揭开了清朝陵寝制度出现变异的序幕。清世宗从一开始就对昌瑞山陵区不满意。雍正三年(1725)九月,他“命大学士嵩祝、工部尚书李永绍、兵部右侍郎傅鼐往遵城北二十里九凤朝阳吉地,相度地形、建竖红桩,及建城垣、衙署方向,拟皇贵妃卜葬于此”[1]。九凤朝阳山吉地虽然也在遵化,但却与昌瑞山相隔约20公里,并不在山水所界定的同一个自然地理区域内。此处吉地经怡亲王等人“经画有年”[2]262之后,世宗又听信“精通堪舆之臣工”所言,以“规模虽大,而形局未全,穴中之土又带砂石,实不可用”[3]190之辞予以否定。雍正七年(1729),怡亲王允祥、总督高其倬等人在易州泰宁山太平峪选择了另一处寿陵基址,世宗以其“于孝陵、景陵相去数百里,朕心不忍”,不敢贸然开工,让文武官员讨论另处建陵“与古帝王规制典礼有无未合之处”。大学士、九卿遵旨会议上奏:“谨按《帝王世纪》及《通志》《通考》诸书,历代帝王营建之地远或千余里,近亦二三百里。地脉之呈瑞关乎天运之发祥,历数千百里蟠结之福区,自非一方独擅其灵秀,今泰宁山太平峪万年吉地虽于孝陵、景陵相去数百里,然易州及遵化州皆与京师密迩,实未为遥远。”皇帝表示,“大学士、九卿等引据史册典礼陈奏,朕心始安”[3]190—191,开始在易州营造陵寝。

  泰陵虽然另区而建,但并没有完全模仿东陵中孝陵的规制,一个最明显的差异就是没有建设像清东陵乃至明十三陵那样的“总神道”。泰陵神道长度不到孝陵的一半,而且没有石像生。最初设计泰陵时,皇帝认为“石像等件,需用石工浩繁,颇劳人力”,因而下令“不必建设”[3]191。从后来乾隆朝的有关讨论(详后)中可以知道,泰陵石像生确实是受到地理环境的限制而难于措置,但回溯雍正朝所面临的寿陵是否设置石像生的决策,似乎更关乎礼制。清世宗是继统之君,既不是开国创业之祖,也没有统一治平之功。按照清圣祖对清初诸帝历史地位的表述:“太祖、太宗、世祖之缔造勤劳,与朕治平之天下”[4],清世宗的寿陵显然不能建成祖陵规模,而只能按照继统之君的模式兴建,其陵园规制不应超过乃父圣祖的景陵。所以泰陵兴建伊始就充满了法理上的矛盾:一方面另辟新区建陵,实际上已经否定了与东陵陵区的从属与继承关系,有“第一陵”之嫌;另一方面又试图保持一般宗陵的基本格局,不逾父陵之制。神道不设石像生,就是沿袭景陵之制,遵守明十三陵以来各从葬宗陵的既成之规,至于陵宫规制更是一仿景陵,不逾分毫。

  泰陵神道碑亭和陵宫中的隆恩门、隆恩殿、琉璃花门、宝城等主要建筑物建制一如景陵,平面布局也几乎完全相同,惟泰陵神道碑亭建于三座三孔神桥以北。另在隆恩门前垫出一个大月台,其宽度与陵宫相等,月台南部正中做出青白石礓碴连接三孔桥以北地坪,东西两旁各出石阶五级。隆恩门月台、东西朝房、守护班房等皆建于这个大月台之上,以高度差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

  泰陵神道建置大为省简,但大红门一带仍然仿东陵并且规制有所增加。泰陵大红门制同东陵,为红券门三洞,单檐庑殿顶,但门外还增设了一对蹲伏的石雕麒麟。考明代孝陵大金门、昌平十三陵大红门外皆无门兽之设,清东陵也承袭了这一特点,故泰陵石麒麟之设是增制。另外,泰陵大红门前仿东陵安设石牌坊,其形制与明十三陵、清孝陵石牌坊相同,皆为仿木结构的六柱五间十一楼式,只是雕饰纹样有所区别。但东陵石牌坊只有大红门南面一座,而泰陵大红门前南、东、西三面各建石牌坊一座,大小相同,均高12.75米,面阔 31.85 米,比孝陵石坊(高 12.48 米,面阔31.35米)还要略高大一些。泰陵大红门外不惜超逾祖陵之制安设三座石牌坊,并置瑞兽守门,推测主要是因为大红门东侧有易水支流流过,有风水方面的考虑。还有一点和东陵不同的是,泰陵三座牌坊以南多出五孔石桥一座,石墁神道自大红门向南延伸到石牌坊以外,直到五孔桥,由此再蜿蜒向南到大雁桥附近。进入陵区的大路上还有一座石牌坊,四柱三阙式,因其每间正梁上皆有一石雕火焰宝珠,俗称“火焰牌楼”,为东陵所无。泰陵大红门外这些增设的建置,应该都是因山水之势,有一定的风水镇压或聚拢意义,并非有意超越父祖陵墓之制。

  现在很难准确判断泰陵卜建之初究竟有没有另辟新陵区、最终与东陵平分秋色的打算。当泰宁山吉地初卜,清世宗认为怡亲王允祥“经营吉地,实为首功”,曾有赐葬左右之意:“(泰宁山)相近山水回环,形势联络之处,又有中吉、次吉之地。……欲以中吉者赐之。王惊悚变色,惶惧固辞。”[2]263(怡亲王后卜建园寝于西距易州六十里的涞水境内)世宗既有赐以“中吉者”等语,则当时似乎并没有为子孙嗣皇帝筹划,拟建成另一陵区的打算。泰陵孤悬于昌瑞山两代陵园区域之外,最终如何定位,成为乾隆早期皇朝礼制阐释与建设的一个难题。

  二、乾隆朝的救正措施与西陵陵区的形成

  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二十三日,清世宗猝死于圆明园,乾隆二年(1737)三月初二日奉安于太平峪地宫。在这一年半中,易州陵寝如何定位,颇见新君举棋不定的迹象。清高宗在心理上显然并不认同乃父在昌瑞山区域之外建陵的举措,但却不能不尊重先皇的遗愿。雍乾改元之际,在泰陵两旁修建了三座皇子园寝,将世宗夭折诸子迁葬于此,貌似有让他们“陪伴”先皇之意,偌大的泰宁山下大有被安排成世宗的“家庭墓地”之势。且看这三座园寝及其墓主的经历:

  端亲王园寝,位于西陵镇张各庄西。和硕端亲王弘晖,世宗嫡长子,母孝敬宪皇后,康熙三十六年(1697)三月二十六日生,康熙四十三年(1704)六月初六日早夭。雍正十三年(1735)十一月十三日追封,同年岁末,园寝兴工,乾隆二年(1737)十一月初七日落葬工竣。园寝后院正中为端亲王墓,其东为世宗未 叙 齿 之 次 子 弘 昐〔生 于 康 熙 三 十 六 年(1697)六月初二日,夭折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二月二十九日〕墓,其西为世宗第七子福宜〔生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五月二十五日,康熙六十年(1721)正月十三日夭折〕墓。

  怀亲王园寝,位于西陵镇昌西陵西北。怀亲王福惠,世宗第九子,母敦肃皇贵妃年氏,生于康熙六十年(1721),雍正六年(1728)九月初九日殇。初以亲王之礼殡于京师东直门外,雍正十三年(1735)十一月十三日追封。同年岁末,园寝兴工,乾隆三年(1738)岁末竣工迁葬。

  三阿哥园寝,位于张各庄西端亲王园寝西南。墓主弘时,世宗第三子,母齐妃李氏。康熙四十三年(1704)二月十三日生,雍正四年(1726)二月,钦命过继给允禩为子,五年,以“行事不谨”被削宗籍、圈禁,同年八月初六日卒。雍正十三年(1735)十月,高宗诏追复其宗籍,迁葬西陵界内。因弘时无爵,乾隆朝以来的官方文件中只称其墓为“三阿哥园寝”。

  三座皇子园寝的建立,间接宣告了高宗即位之初即没有在泰陵两旁为自己选择“万年吉地”的打算。

  乾隆元年(1736)九月,清高宗因泰陵地宫中是否预留太后棺位之事请示崇庆皇太后(世宗熹贵妃、高宗生母),奉皇太后懿旨:“世宗宪皇帝梓宫奉安之后,以永远肃静为是,若将来复行开动,揆以尊卑之义,于心实有未安。况有我朝昭西陵、孝东陵成宪可遵,泰陵地宫不必预留分位。”[5]573按,世宗元配孝敬宪皇后雍正九年(1731)九月二十九日卒于畅春园,同年十月初七日权殡田村芦殿;敦肃皇贵妃年氏,雍正三年(1725)十一月二十二日卒于圆明园,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移阜外十里庄殡宫:二人依制随世宗葬泰陵。于是在讨论世宗帝后合葬问题时,高宗指示:“皇考梓宫奉安地宫时,着照例安设龙山石。其随入地宫之皇妣孝敬宪皇后梓宫应居左稍后,敦肃皇贵妃金棺应居右,比孝敬宪皇后梓宫稍后。”[5]574世宗帝后奉安以后不久,比遵化陵区昭西、孝东两座皇太后陵更为规范、严整的泰东陵开始兴建。泰陵区域在仿遵化东陵之制方面迈进了一步。

  泰陵大葬前夕,高宗已经力主在神道上补置石像生。乾隆二年(1737)二月末,世宗梓宫到达易州陵区,三十日,高宗于梓宫前行午供礼毕,传谕总理事务大臣等:“朕因泰陵前安设石像生一事,于乾隆元年降旨,令王大臣议奏。据称:‘询问原相度山水之巡抚高其倬、户部员外郎洪文澜,佥称泰陵甬道系随山川之形势盘旋修理,如设立石像生,不能依其丈尺整齐安供,而甬路转旋之处,必有向背参差之所,则于风水地形不宜安设。是泰陵之未议设石像生者,实由风水攸关,非典制之未备’等语。朕思陵前石像生系典礼之一节,若因甬道前地势盘旋,难于安设,或将大红门、龙凤门展拓向外,俾地势宽敞,位置攸宜。尔等同和亲王带领通晓风水之洪文澜再加敬谨相度,妥协定议具奏。”寻议:“大红门正在龙蟠虎踞之间,护北面随龙生旺之气,纳南面特朝环抱之水,前朝后拱,天心十道,实天造地设门户,不便展拓向外。况石像生之设,古制未详,无大关典礼之处,似可毋庸添设。”高宗以“知道了”报闻[6],泰陵安设石像生之事被搁置。乾隆十三年(1748)刊刻、由工部屯田清吏司编辑的《工部则例》记载了泰陵如景陵之制有望柱及石像生五对,显然泰陵石像生的营造工程应该在此之前已经完成。乾隆十三年(1748)八月,“世宗宪皇帝忌辰,上谒泰陵”[7]。清朝逢先朝帝后忌日一般是皇帝行礼于宫中奉先殿,此次高宗亲祭泰陵,或即与查看石像生工程有关。

  泰陵石像生安设在七孔桥以北、蜘蛛山以南的神道段,因地制宜,没有囿于明清祖陵或首陵 18 对、16 对之成例,而是和东陵中的圣祖景陵一样,皆为望柱 1对和石像生 5对,石像生分别为狮、象、马、武将、文臣,皆为立姿。石像生北有土山一座(蜘蛛山),神道因而向东转北再折向西绕山而过,其处理方式和东陵中孝陵大碑楼与石像生之间的神道绕过影壁山一致。蜘蛛山北为龙凤门一座,三间六柱,制同遵化孝陵。这种石像生与龙凤门分离的设计、营造方式不见于其他明清皇陵。泰陵石像生堪称是一种兼顾多种因素的变通之制,进一步确认了泰陵的宗陵定位,清代宗陵各设石像生由此成为定制。

  此时泰陵的整体制度建设基本完成:神道部分基本仿拟孝陵,陵宫部分照依景陵,参酌于孝景二陵之间,作为西陵陵区的首陵,已经雏形初现。

  在泰陵石像生之制确立的漫长的十余年中,清朝帝陵陵区制建设的关键一步——高宗寿藏(裕陵),于乾隆八年(1743)二月在昌瑞山下孝陵之穆位开始兴建,此前一年三月得旨:“万年吉地定于胜水峪,一应工料等物,该部照例办理。”[8]陵园主体工程完工于乾隆十七年(1752)。在此期间,把遵化、易州两个陵区简称为“东陵”“西陵”也逐渐成为习惯,不晚于乾隆早期已经进入官方正式文字。如乾隆十三年(1748)三月,高宗谕:“东陵有贝勒公二员,西陵有贝勒公三员,西陵、东陵皆属一体,西陵贝勒公内留二人足矣。”[9]这可能是《清实录》中“东陵”“西陵”并用年代最早的一条。高宗自卜吉地于昌瑞山胜水峪,表明了依然尊奉东陵陵区的态度,直到此时,尚未必有将来两陵区祧葬的擘画。

  直到晚年,清高宗对于泰陵孤悬于昌瑞山之外的问题依然孜孜在念。嘉庆元年(1796)岁末,已经成为太上皇的高宗解释:当年若自己和后世子孙皆随世宗建陵于易州陵区,则与遵化东陵之“孝陵、景陵日远日疏,不足以展孝思而申爱慕”,于是将寿陵卜定于东陵界内;但念及“若嗣皇帝及孙曾辈因朕吉地,在东择建,则又与泰陵疏隔,亦非似续相继之意”,于是命仁宗将寿藏卜于西陵界内,并预嘱:“至朕孙缵承统绪时,其吉地又当建在东陵界内。我朝景运庞鸿,庆衍瓜瓞,承承继继,各依昭穆次序,迭分东西,一脉相联,不致递推递远”[10],从而确定了清朝皇帝父子异陵区的分葬之制。

  泰陵卜选别出心裁,神道石像生设计缘事设例,清西陵的特异性首先在神道和陵区整体布局等方面凸显出来。尽管如此,泰陵的陵宫部分并没有标新立异,几乎照搬景陵模式。清高宗即位后,极力弥合泰陵与东陵之差异,从设置石像生,营造泰东陵,到乾隆末的“祧葬之制”,最终确立了西陵作为陵区的建制,并督促勾画了中规中矩的昌陵蓝图。从世宗寿陵卜建到高宗诏定祧葬之制,是从泰陵张扬个性起始,以预拟昌陵、突出共性收场。乾隆末年的祧葬之旨,通过东西两陵的平衡,以弥缝旧误,并且严禁超出两陵范围再卜选新的吉地,反映了清高宗不得已的心态。这也是清高宗“持盈保泰”统治心理在陵墓制度规划方面的反映:在不可改变的既成事实面前,修补前人不妥之处而不是推翻重来,在既有框架下创制新的规则。

  三、慕陵的别出心裁

  如果按照清高宗的安排,仁宗葬西陵,宣宗葬东陵,子孙依序祧葬于东西两陵界内,也许真就是“万年大吉”了,但这个“祖宗之制”仅仅执行到第二代时就出现了变故。清宣宗最初依制在遵化东陵界内的宝华峪(在景陵皇贵妃园寝以东,本名绕斗峪)营建了寿宫,并于道光七年(1827)九月葬入元配孝穆皇后钮祜禄氏。但到八年(1828)九月,因地宫渗水至浸渍皇后梓宫,宝华峪陵宫被废弃。后于道光十一年(1831)二月新卜定于西陵界内的龙泉峪重建寿陵,同年十一月兴工,十五年(1835)八月工竣,清宣宗入葬后荐号慕陵。

  早在道光二年(1822)七月,因东陵宝华峪陵工大臣绵课等人所奏,清宣宗面谕大学士戴均元、英和等,并传谕内阁,指示寿陵“一切工程务从简朴,并谕以宝城内月台、碑亭等工程酌量裁减。地宫内之起脊琉璃黄砖头停,金券内之经文佛像及二柱门,俱行裁撤。其石像生一项,量为收小,井上石栏,无庸起建亭座”,此外,宝城、方城、红墙等也都要求相应减省[11]。新址重建寿宫,在营造总方针上继续了这一思想。在“节俭”的名义下,慕陵的宫墙、享殿、后寝门、宝顶完全是新的规制,尽管营造工艺、建材质量依然上乘,但在建筑等级、外观上却颇显简朴。

  慕陵建筑规制奇异,无论是神道部分还是陵宫部分,都与有清其他诸陵大相径庭。其神道部分起自龙凤门前的五孔桥,不与泰陵或昌陵神道相通,神道上裁撤了大碑楼及四隅华表、望柱和石像生等,五孔桥与龙凤门遥对相望,其间是具有仪树意义的两列罗汉松。龙凤门北紧接神道碑亭,中间也没有一孔石桥之设。神道碑及碑亭之制同诸陵,但在碑阴增刻有一段清文宗御制御书文字,记述宣宗不建圣德神功碑之遗命,并称颂宣宗德业,在一定意义上弥补了慕陵不设圣德神功碑的缺憾,一碑二用,在清代唯此一例。

  慕陵的陵宫部分与东西两陵其他皇陵的差别更大,自前而后依次表现为:

  1.清代诸帝陵宫门前马槽沟上皆为并列三座三孔石拱桥,左右一般还有石平桥两座,慕陵改为三孔石拱桥一座,石平桥两座,桥制降同皇太后陵。

  2.陵宫宫墙不施朱垩,为灰砖磨砖对缝,墙顶上依制覆黄瓦,视觉效果是灰黄相应,不同于诸陵的红墙黄瓦。

  3.清代关内诸陵隆恩殿(享殿)之制皆为面阔五间,进深三间,重檐歇山顶,慕陵隆恩殿面阔、进深皆为三间,四周环以回廊,单檐歇山顶。殿前月台比较窄小,且周边际不设石栏楯。大殿木构全用楠木,不施彩绘,有云龙等雕饰。月台陈设裁减鹤、鹿,增设石幢、日晷各一,石幢上镌刻宣宗、文宗关于慕陵由来的诗文题记。

  4.清代孝、裕、定、惠、崇五陵后寝门前皆有玉带河一道,除高宗裕陵有三座石拱桥外,其余皆只铺石板便桥连通两岸,慕陵隆恩殿后的玉带河上架带栏板、柱头的石平桥一座,无栏板的石便桥两座,属于增制。

  5.清代各陵后寝宫门都是并列三座琉璃花门,慕陵改为三间青白石牌坊一座,镌满汉蒙三体陵名于额枋上。

  6.后寝部分庭院面阔收窄,无二柱门、方城、明楼诸建制,石几筵祭台后为一须弥座式台基,其上正中建圆形宝顶,落于正方形条石基座之上。宝顶高九尺,周环二十九丈二尺五寸,比前五陵宝城周长缩短约一半左右,高度亦大为降低[12]。

  慕陵改卜易州,不仅破坏了既定的祧葬之制,而且在陵宫的平面布局、建筑规制等方面出现了多项变异,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嘉庆以前五代帝陵的陵园制度,清代皇陵制度处于变异期[13]。

  四、规制简约的昌西、慕东两座皇太后陵

  清代皇太后陵宫规制接近皇陵,其差别在于神道部分没有神功圣德碑楼、石像生、龙凤门或牌楼门,陵宫中没有二柱门和明楼后的月牙城(哑巴院);另外,太后陵的宫门、享殿、方城明楼、宝城等主要建筑物的体量一般都比所对应的帝陵收小,梁、枋、雀替等处的彩绘图案也不尽相同。咸丰朝内外交困、国力维艰背景下建成的昌西、慕东两座皇太后陵特异性突出,都带有慕陵影响的印记。

  昌西陵位于清仁宗昌陵以西偏南的望仙山下,是仁宗继配孝和睿皇后之陵。孝和皇后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十二月十一日病故,咸丰三年(1853)初葬昌西陵。昌西陵始建于咸丰元年(1851),但基址可能在孝和皇后生前已经勘定,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十二日宣宗谕内阁:“昌陵迤西,择有佳壤,地基宽广,山川气势环抱,本拟为大行皇太后吉地,今谨定为昌西陵。明年诹吉兴工。”[14]昌西陵以慕陵制度为基础,规制简易,相比此前三座皇太后陵,裁减了明楼、宝城及相应的朱砂碑等,隆恩门、东西配殿、陵寝门等主体建筑在开间和形制上亦明显简化。

  陵宫前为一路三孔石拱桥,两侧有左右石平桥。隆恩门前东西两侧各有朝房和守护班房。隆恩门三间两进,门三槽,单檐歇山顶。隆恩殿虽然保留了五开间之制,但规模明显收小,面阔 17.61 米,进深 13.51 米(泰东陵隆恩殿面阔29.6米,进深20米),而两梢间甚窄,宽不足2米,仅俱形式,单檐歇山顶;大殿及月台周围的栏板、柱头以及六个角上的石兽俱行裁撤,月台前神道正中亦无雕饰龙凤的丹陛石。隆恩殿前左右有东西配殿各三间,单檐歇山顶。

  隆恩殿后有玉带河一道,上建平桥三座,桥后为陵寝门。中门为琉璃花门一座,门额白石上雕镌三体文字“昌西陵”,两侧为过梁式随墙门。陵寝门内正中为石几筵祭台,祭台北为泊岸,其上正中偏北建宝顶,无方城明楼、宝城之设。宝顶圆形,直径约 11.2 米,以城砖砌成,顶边缘覆黄琉璃瓦,下为汉白玉须弥座。宝顶下为正方形砖砌基座,以青白石包砌边缘,正前方出石阶6级。

  慕东陵位于西陵界内宣宗慕陵东北的双峰岫,葬孝静成皇后和宣宗诸妃嫔。孝静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初封静贵人,累进至静皇贵妃,宣宗命代为抚养孝全皇后所生皇四子奕詝,奕詝 (文宗)即位后尊为皇考康慈皇贵太妃。咸丰五年(1855),太妃病笃,由所生皇六子恭亲王奕力请,晋尊为“康慈皇太后”。七月初九日,皇太后病故,清文宗以太后自谦为辞,没有按照先朝皇太后之制加上尊谥,仅上“孝静康慈弼天抚圣皇太后”8 字谥,且不系宣宗谥,神主亦不升祔太庙

  咸丰五年(1855)七月,文宗谕令军机大臣:“将来大行皇太后奉安,即拟以慕陵妃园寝作为山陵,惟宝城之后必须筑墙一道,以崇体制。至园墙亦须有路可通,应于何处开门,以便出入,并着基溥、庆祺会同相度,详细覆奏。”[15]12 天以后,又就慕东陵具体规制传谕内阁:“慕陵妃园寝,为皇考钦定位次,即为大行皇太后灵爽所凭,自应恪守成规,借安慈驭。谨将慕陵妃园寝恭定为慕东陵。”[16]慕东陵由原来的妃园寝改建,在一定程度上又参照昌西陵之制,规制简单。

  慕东陵陵宫前为并列三座石平桥,神道不用石甃,而是以方砖墁铺。隆恩门前东西两侧各有朝房五间和守护班房三间。隆恩门三间两进,门三槽,单檐歇山顶。隆恩殿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单檐歇山顶,前有月台,殿座并月台周围没有汉白玉石栏板、六角上石兽等。慕东陵隆恩殿面阔 24.5 米,进深 16.46米,规模大于昌西陵,两梢间在观感上比例协调。月台前正中为石阶,没有雕饰龙凤的神道丹陛石。隆恩殿前左右有东西配殿各三间,单檐歇山顶。

  隆恩殿后中轴线上为陵寝门,前有宽 6米余的泊岸一道。中门为琉璃花门一座,白石门额上镌满汉蒙三体文字“慕东陵”,通皇太后陵墓区;东西两侧为过梁式随墙门,无门垛和歇山顶,通诸妃墓葬区。陵寝门中门内正中为石几筵祭台,祭台北为宝顶,无明楼、宝城。宝顶圆形,青砖砌成,顶边缘覆黄琉璃瓦,下为汉白玉须弥座;宝顶下为正方形基座。慕东陵后寝部分规制比昌西陵更加简易,不仅没有明楼、宝城和相应的陵号朱砂碑,后寝院落也很窄小,实际上只是在原来妃园寝的前部中央分割出一个独立的小院,南侧只有琉璃花门一座以通出入(按制皇太后

  陵应该是三座琉璃花门),其北墙的东西两端各抹角,使太后陵墓区的北部成为三边形。

  陵寝门东西两角门通向妃嫔墓葬区。孝静皇后陵东墙外、与孝静皇后宝顶并列的宝顶下葬庄顺皇贵妃乌雅氏,其宝顶亦坐落在方形台基上,比其余妃嫔宝顶多下部石须弥座。乌雅氏是宣宗晚年宠妃之一,卒于同治五年(1866)十一月,后来其孙载湉(德宗)登极,于光绪朝迭增祭品,略崇陵寝规制。这两座宝顶以北是宣宗其他妃嫔的墓葬区,共有大小宝顶15座,分前后3排布列。

  孝静皇后是清代唯一一位由嗣皇帝尊封却既非先朝皇帝原配、继配,也不是嗣皇帝本生母的皇太后,其陵墓制度与清朝其他皇太后陵有很大不同,这固然有文宗不愿意受胁制于恭亲王的心理因素,但与慕陵、昌西陵取得平衡可能是主要原因。慕东陵是在妃园寝基础上的升格改建,实质是从妃园寝中分割出一块而略加崇饰,不尽符合皇太后陵规制,与昌西陵、慕陵皆属于道咸间的特殊事例,其平面布局方式或许受到过裕妃园寝的启示[17]。

  五、清西陵个性化突出的成因分析

  清西陵陵区内建有皇帝陵 4 座(世宗泰陵、仁宗昌陵、宣宗慕陵、德宗崇陵),皇太后陵 3 座(泰东陵、昌西陵、慕东陵),另有妃园寝 3 座。后来所见的西陵,在整体上模仿东陵,但半数以上的帝后陵墓特异性明显,而该陵区自肇建伊始即凸显出鲜明的个性。这种特异性形成的主要原因可以从自然条件和皇帝强烈的个人意志两方面分析:

  1. 从东西两陵的自然地理环境来看,东陵形局严正,昌瑞山前明堂开阔,适合皇家建筑的各种礼制性安排,而西陵山川幽邃,适宜在各自卜定的小区域内自成一格。

  2. 清西陵中泰、昌、慕三陵皆为预建山园,泰、慕二陵之制皆由当朝皇帝自作主张,完全反映了皇帝的个人意志和旨趣,昌陵卜选虽是出自太上皇的意旨,其实也是皇权实际掌握者意志的反映。

  清世宗卜陵之初即不以昌瑞山下父祖二陵已成陵区之事实为意,他自忆寿陵基址确认过程:“朕之本意,原欲于孝陵、景陵之旁卜择将来吉地,而堪舆之人俱以为无可营建之处。后经选择九凤朝阳山吉壤具奏,朕意此地近依孝陵、景陵,与朕初意相合”[3]190 ,“在九凤朝阳山经画有年,后因其地未为全美,复于易州泰宁山太平峪周详相度”[2]262。清代另有一说,谓在两次卜吉之间,“又上立寿陵于房山,因地内皆砂,遂另卜地于易州”[1]。后世史家对于世宗吉地另卜的原因解说不一,有人认为是因其篡位心虚而远离父皇,有人认为是出自他为人自大,冯尔康教授认为“究其原因,可能是在他迷信风水上”[18]。

  宣宗改卜龙泉峪,忽视高宗祧葬之诏,暗含其欲近父陵而葬之意 。道光二十八年(1848)三月,宣宗在其寿陵大殿中,亲书朱谕以示皇子奕詝和奕:“敬瞻东北,永慕无穷,云山密迩,呜呼!其慕与慕也。”[19]91道光三十年(1850)二月,清文宗传谕军机处令泰宁镇总兵德春将储此件朱笔存记一匣“妥慎封固,即日派委妥员恭赍送京,交军机处呈览”,皇帝展读遗墨,“仰见我皇考感念松楸,孝思不匮;用垂遗训,昭示来兹”,随即命“所有龙泉峪陵名,应即敬称‘慕陵’。朕当和泪濡墨,敬谨书写,命武英殿选工镌刻以彰圣孝而慰先灵”[19]91—92,[20]。宣宗“其慕与慕也”的朱谕后由文宗御书刊刻于慕陵后寝牌坊门背面的坊额上。

  此外,清代雍正以来皇权高度集中,一般认为雍正七年(1729)军机处的设立是突出标志,而易州泰陵的卜建恰好是当年的年底。在极端集权的体制下,陵墓营造显然已经由原先的国事变成了皇帝的私事,因此易地建陵才没有大臣公然反对,这与北宋司马光谏阻因风水说而欲为宋仁宗别择陵地之事形成了鲜明对比①。

  参考文献:

  [1]萧奭 . 永宪录:卷三:雍正三年十一月辛酉[M]. 朱南铣,点校 . 北京:中华书局,1959:242.

  [2]鄂尔泰,等 . 清世宗实录:卷九四:雍正八年五月丙戌[M]//清实录:第 8 册 . 影印皇史宬等处旧藏清抄本 . 北京:中华书局,1985.

  [3]鄂尔泰,等 . 清世宗实录:卷八九:雍正七年十二月壬寅[M]//清实录:第 8 册 . 影印皇史宬等处旧藏清抄本 . 北京:中华书局,1985.

  [4]马齐,等 . 清圣祖实录:卷二三四:康熙四十七年九月丁丑[M]// 清实录:第 6 册 . 影印皇史宬等处旧藏清抄本 .北京:中华书局,1985:337.

  [5]庆桂,等 . 清高宗实录:卷二六:乾隆元年九月乙未[M]//清实录:第 9 册 . 影印皇史宬等处旧藏清抄本 . 北京:中华书局,1985.

  [6]庆桂,等 . 清高宗实录:卷三七:乾隆二年二月戊子[M]//清实录:第 9 册 . 影印皇史宬等处旧藏清抄本 . 北京:中华书局,1985:679—680。

  [7]庆桂,等 . 清高宗实录:卷三二三:乾隆十三年八月乙巳[M]//清实录:第 13 册 . 影印皇史宬等处旧藏清抄本 .北京:中华书局,1986:322.

  [8]庆桂,等 . 清高宗实录:卷一六三:乾隆七年三月丙子[M]//清实录:第 11 册 . 影印皇史宬等处旧藏清抄本 . 北京:中华书局,1986:47.

  [9]庆桂,等 . 清高宗实录:卷三一一:乾隆十三年三月辛亥[M]//清实录:第 13 册 . 影印皇史宬等处旧藏清抄本北京:中华书局,1986:94.[10]庆桂,等 . 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九五:嘉庆元年十二月癸巳[M]//清实录:第 27册 .影印皇史宬等处旧藏清抄本.北京:中华书局,1986:1023—1024.

  [11]文庆,等 . 清宣宗实录:卷三八:道光二年七月丙戌[M]//清实录:第 33 册 . 影印皇史宬等处旧藏清抄本 . 北京:中华书局,1986:679—680.

  [12]昆冈,等 . 工部:陵寝规制一,陵寝规制二[M]//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第 10 册:卷九四三,卷九四四 .据光绪二十七年外务部石印本影印本 .北京:中华书局,1991:806—823.

  [13]刘毅 .清朝关内九陵陵园制度研究[G]// 武斌 .沈阳故宫博物院院刊:第十一辑:沈阳故宫博物院建院八十五周年特别专刊.北京:现代出版社,2012.

  [14]文庆,等 . 清宣宗实录:卷四七六:道光三十年正月乙巳[M]//清实录:第39册.影印皇史宬等处旧藏清抄本.北京:中华书局,1986:992.

  [15]贾桢,等 . 清文宗实录:卷一七三:咸丰五年七月丙戌[M]//清实录:第 42 册 . 影印皇史宬等处旧藏清抄本 .北京:中华书局,1986:927.

  [16]贾桢,等 . 清文宗实录:卷一七四:咸丰五年八月戊戌[M]//清实录:第 42 册 . 影印皇史宬等处旧藏清抄本 .北京:中华书局,1986:944.

  [17]刘毅.清代后妃陵园分类分期研究[G]//故宫博物院.故宫学刊:第九辑.北京:故宫出版社,2013.

  [18]冯尔康 . 雍正传[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551.

  [19]贾桢,等 .清文宗实录:卷三:道光三十年二月壬申[M]//清实录:第 40 册 . 影印皇史宬等处旧藏清抄本 . 北京:中华书局,1986.

  [20]贾桢,等 . 清文宗实录:卷三:道光三十年二月丁卯[M]//清实录:第 40 册 .影印皇史宬等处旧藏清抄本 . 北京:中华书局,1986:88.

  注释:

  ①宋仁宗驾崩后,曾有在永安陵区(今河南巩义)之外别择佳穴营建山陵的传闻。司马光因上《言山陵择地札子》坚决反对:“夫阴阳之书,使人拘而多畏,至于丧葬,为害犹甚”,“国家自宣祖以来葬于永安百有余年,官司储峙,素皆有备。今改卜他所,不惟县邑官司更须创置,亦恐大行皇帝神灵眷恋祖宗,未肯即安于新陵也”。见李文泽等校点整理《司马光集》卷二五,《章奏一〇·山陵择地札子》,第 2 册,第 656、657 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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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刘毅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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