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后期以来，全球贸易与投资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生产体系被细分为不同的工序和模块，重塑了世界经济格局和运行方式，也相应带来商业业态和服务模式的变革。目前，中间产品和服务贸易已占全球贸易总额的60%，离岸外包总额超过了FDI流量，80%的贸易活动与跨国公司的国际生产网络相关。

　　面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日益深入，世界各国对于新型体系下的国际规则与制度产生了新的诉求。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更加强调高标准、高质量的投资和贸易环境，要求发展中国家对货物、服务和生产要素提供更为便利的双向流动，对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资产提供更加完善的保护，以及建立高效、透明、公正的营商环境和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等。发展中国家更多考虑的是，融入全球价值链应当更有利于东道国促进就业，提高劳动技能，吸收技术外溢，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以及环境、劳工、健康和安全等问题。

　　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亟待调整

　　现有全球治理体系主要是二战以后由发达国家主导形成的。这种经济治理模式推动了现代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的建立，带来了全球贸易的蓬勃发展，但在全球化程度高度提升以及国际经济格局深刻变迁的新形势下，其作用已愈发力不从心。一方面，现有体系的治理内容主要集中于国际贸易、投资、金融三大领域，对于全球价值链运行中的诸多新问题，缺乏相应的协调机制和规则。另一方面，治理主体仍然主要通过G7/G8等平台在发达国家内部协调，忽略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诉求。

　　全球经济结构失衡是引发这一轮金融危机并造成复苏缓慢的重要成因，而结构失衡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发达国家对全球价值链的垄断。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发达国家由于占据技术研发和品牌渠道等方面的优势，垄断了价值链上游和下游的高端环节，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往往只能依赖自身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环境资源，从事组装加工等低端环节。在这种分工体系下，主导全球价值链的企业攫取了大部分收益，而发展中国家的加工企业只能从中获取微薄的收益。再加上庞大的国际资本对发展中国家加工企业的股权控制，发展中国家同时面临来自价值链上游、下游和水平方向的多重竞争。全球价值链垄断阻断了作为主要消费国的发达国家，与作为主要生产国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结构自我良性调节的机制，导致发达国家长期以低廉、扭曲的价格享受发展中国家生产的产品。这一方面助推了发达国家的过度消费、储蓄不足，另一方面致使其大量资金流入虚拟经济，带动住房市场的高度繁荣。过度消费与虚拟资本膨胀形成相互加强的恶性循环。各国在次贷危机以后所采取的政策，主要是从需求方面着手解决信贷紧缩问题。但实践证明，这些方法只能在短期内奏效。

　　真正走出金融危机，还必须从供给侧角度入手，重建供需结构之间良性互动的调节机制。以往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主要通过世界银行、IMF和WTO三大国际经济组织作为主要的协调载体。在全球生产网络所形成的复杂分工体系中，传统协调机制往往很难有效发挥作用。例如，目前的贸易规则大多是针对产成品所建立，但在全球价值链快速发展的新形势下，一国进出口的产品越来越难以辨识其国别身份，对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大量存在的原材料、零部件、知识产权、专利、品牌、服务等，缺乏国际间的协调和统一。同时，由于全球价值链治理结构的复杂多样，价格垄断更为多样化和隐蔽化，加之大量跨国公司通过股权形式对东道国企业形成的控制，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所取得的贸易利得，被发达国家以十分隐蔽的方式攫取。在全球价值链运行过程中，目前所形成的一些纠纷只能通过单边或双边机制解决。我国在最近一两年开始发起对日本汽车零部件、高通专利授权的反垄断调查等。中国得以在反价值链垄断中取得突破，主要得益于中国日益上升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但对于发达国家的大部分价格歧视性政策，广大发展中国家往往只能全盘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