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 在数字化社会转型进程中，如何消减数字化对公共管理发展与改革的负面冲击，用好数字化治理技术和方法，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基层治理水平是重大时代课题。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助推数字化时代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公共管理创新发展，6月21日，由沈阳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和辽宁省民生保障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第五届沈阳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大讲堂”暨“数字时代的公共管理创新学术论坛”在沈阳师范大学召开。120余位专家学者、相关部门领导、专任教师以及研究生参加了此次论坛。围绕数字时代的公共管理机遇、挑战以及应对等问题专家们展开了热烈讨论。

会议现场

　　数字化时代提高国家治理水平面临新要求和新挑战 

　　沈阳师范大学校长杨松教授认为，正在快速发展的数字经济产业对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带来了新机遇。如何推进数字时代公共管理改革与创新、怎样应对数字化时代的变革与挑战、怎样加快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如何阐释数字时代公共管理理论创新、数字化转型战略与路径等关键议题都亟需新思路、新措施和取得新成效。

杨松校长发言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韩志明教授认为，国家治理日益朝着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方向发展，基层治理存在“底数不清”问题，阻碍了国家治理和公共管理的数字化转型。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马亮教授指出，数字时代的“底数不清”阻碍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学术界对国家治理中“底数不清”的危害、“底数不清”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的影响机理、摸清底数对国家治理的重要作用等议题仍需进行透彻的理论阐释。“摸清底数”问题存在学理悖论，人们不清楚什么是底数？为什么要摸清底数？谁来摸清底数？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余敏江教授提出，数字化对政府的组织结构及其制度逻辑产生了很大冲击，基于科层制的政府架构如何向平台型政府架构转型是一个现实挑战。在“适应性效率”逻辑下，考虑到技术理性的常态绩效时，不得不在静态的配置型效率的基础上，重新考察组织结构变迁的动态适应性问题，即从“配置性效率”迈向“适应性效率”的转变。

　　清华大学新雅书院院长梅赐琪围绕“超越还是嵌入：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生效机制的反思”主题，指出在公民进行意见反馈时，通常会被引入政府事先设定好的逻辑框架内。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樊博教授认为，从近年来发生的几次大灾害看，突发公共事件背景下的数字治理平台出现失灵问题，当前的数字平台建设主要以科层制为基础，平台系统无法解决带有不确定性的突发危机事件。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吴晓林教授认为，大数据驱动的特大城市在风险检测、风险预警、风险应对、应用场景等方面都存在一些问题，在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中，特大城市的组织协调性、大数据在风险治理中的应用条件、跨组织数据通联都存在不足之处。

　　针对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兴起引发很多新问题的现实，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颜昌武教授指出，自主性技术对人类文明具有一定的控制性，学术界对技术伦理问题仍缺乏深度思考，如何驯服技术应成为当前公共管理学科的重要话题。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臧雷振教授指出，算法风险给公共治理提出了新挑战，同一算法对不同个体存在差异化，算法技术向社会快速扩张，算法存在不透明性，技术扩张导致了算法风险从外部向内部转变。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文宏教授认为，大数据时代崛起后，大数据呈现出数据量大、类型繁多、价值密度低、速度快、时效高、复杂性等多重特征，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数据即资源，如何利用大数据来推动社会的发展、满足公众的需求已经成为重要的时代命题。

　　影响数字化时代国家治理水平提高的若干关键因素 

论坛会场

　　在信息维度方面，摸清底数工作面临诸多信息问题，且存在政府信息短缺的难题。对此，韩志明教授提出，在模糊性元素方面，模糊元素源于差异化的对象、特殊化的场景、个别化的作业以及不同的信息格式。社会的信息是无限丰富的，国家与社会间存在信息差。

　　马亮教授则进一步阐释了影响“底数摸不清”的因素，即关键影响因素是学术界没有阐释清楚什么是国家治理中的底数、为什么要摸清底数、谁来摸清底数三个问题。国家治理中的底数具有微观、精确、实时、一时等特征，主要受部门本位主义、企业本位主义、上级本位主义三个方面影响。

　　余敏江教授指出，在实际治理过程中，平台政府内涵界定不明，则无法厘清平台政府与科层政府之间的不适用性问题，“科层为体、平台为用”“重层嵌套”结构形态构建和运行机制设计仍受金字塔型的分割式结构和传统政府治理的实体性场域影响。

　　梅赐琪院长认为，在“接诉即办”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运行实践中，信息技术和治理环境之间存在复杂逻辑关系，不破除信息技术的两个迷思难题则会影响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嵌入现实的制度设计。

　　樊博教授指出，技术失灵、组织失灵和环境失灵，导致了当前的数字治理平台失灵，缺乏韧性治理，未把平台场景细化为更小的部件，以及政府系统资源未匹配等因素都能影响数字化时代的公共管理水平。

　　吴晓林教授指出，在大数据时代，组织协调性不够、大数据在风险治理中发挥作用的条件不充分、大数据跨组织通联较弱、综合应急指挥中心能力不足等问题都影响大数据时代特大城市风险防控体系建设。

　　颜昌武教授强调，在现代社会中，技术理性至上，技术的发展超过了个人和社会系统的适应能力，ChatGPT等新兴技术规制不足、技术理性主义反思不够、技术垄断文明等问题影响公共管理改革与创新。

　　针对技术扩张导致了算法风险问题，臧雷振教授认为，算法风险存在风险溯源、算法社会风险、工业社会风险等类型差异，技术扩张导致了算法风险从外部向内部转变，分类施策制度不完善、算法隐私与算法霸权之间存在冲突、算法与社会个体之间的微观联系挖掘不足，都能影响算法时代社会治理模式转变和灵活性。

　　文宏教授指出，实践需求、管理需求、内生变量需求之间的三重逻辑影响数字化发展的被动服务、精准服务、智慧服务的变化。技术赋能、资源整合、实践探索能影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升。

　　促进数字化时代国家治理水平提高的新取向 

　　韩志明教授指出，摸清底数是基础性数据管理工作，治理必须从清晰化开始起步，治理强度应对应于信息当量，清晰化只对应于可治理性。

　　马亮教授围绕着数字时代摸清国家治理底数、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提出，除了应厘清什么是底数、为什么要摸清底数、谁来摸清底数等三个基础理论问题以外，还需要实现政府数据职能的单列、完善数据治理的组织结构，这样才能够实现跨部门一核化、数据权属的分合。

　　余敏江教授提出，构建“三台一体”运行机制，以“扁平的联结式网络结构”取代“金字塔型的分割式结构”，需对个性化、多元化、复杂化社会诉求做出回应并互动，以实现“配置性效率”向“适应性效率”的转化。

　　梅赐琪院长指出，在公民进行意见反馈时，解决政务服务热线与原有社区治理模式之间的潜在冲突，应处理好信息技术和治理环境之间的关系，破除信息技术的两个迷思是加速器和变道阀。

　　樊博教授认为，解决数字治理平台在实践过程中出现的失灵问题，应引入韧性制度，从技术赋能、组织再构、环境适应三个方面入手，把平台场景细化为更小的部件，和政府系统资源相匹配，实现业务牵引的组织动态重塑、环境适应的主题吸纳补位和技术驱动的输入整合。

　　针对大数据驱动的特大城市风险防控中存在的问题，吴晓林教授强调，需提升组织的协调性，为发挥大数据在风险治理中的作用创造条件，需建立数据的跨组织通联，加强建设综合应急指挥中心，破除从“大数据驱动的风险检测到风险应对”的组织隔离。

　　颜昌武教授指出，规制技术的自主性需考虑伦理性以及技术对人类文明控制的阶段与特征，驯服新兴科技是引导技术赋能公共管理的重要措施。

　　臧雷振教授指出，算法风险无处不在，需要调整治理改进的方向；应重视算法便利性和快捷性、算法隐私和算法霸权；算法与社会个体之间的微观联系，以促进算法时代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变和灵活性。

　　文宏教授指出，应从实践需求、管理需求、内生变量需求三重逻辑考虑数字化发展的被动服务、精准服务和智慧服务三个变化，考虑技术赋能、资源整合与实践探索的一体化发展，以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专家学者围绕“数字时代的公共管理创新”会议主题，从理论层面的技术自主性及其规划，到实践层面的平台政府以及政务服务的技术重塑；从国家治理层面的“摸清底数”，到基层治理层面的城市应急管理；从制度层面的平台政府“重层嵌套”组织结构及其制度逻辑，到技术层面的大数据驱动与算法风险等多角度、多领域阐述了前沿学术观点。专家们的发言话题广泛、视野宽阔，选题新颖，思考深刻，引起了与会代表们的热烈讨论和积极反响。

　　（沈阳师范大学管理学院供稿/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