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6月2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揭示“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深入阐明“第二个结合”的精髓要义，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我们党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规律性认识，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认识已经更为深刻地进入文化和文明的层面，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科学指引。

　　第一，“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党的二十大报告作出了一个重大判断，这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在宇宙观上，马克思主义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华文明追求“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在天下观上，马克思主义追求人类解放，中华文明讲求“天下为公”“大同世界”“协和万邦”“天下大同”。在社会观上，马克思主义坚持矛盾分析，中华文明秉持“和而不同”“和谐相处”。在道德观上，马克思主义追求人类精神境界极大提高，中华文明讲求推己及人，善养浩然之气，德主刑辅、以德化人，民贵君轻、政在养民，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任人唯贤、选贤与能。一般而言，“结合”主要是指人或事物间发生密切联系。“结合”不是“混合”，不是“掺合”。“契合”主要是指“符合”“合得来；意气相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的“结合”，主要就是指两者之间发生的“密切联系”。就此而言，“契合”则是在“密切联系”的基础上才能形成的。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

　　第二，“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既引发了中华文明的深刻变革，也走过了一个逐步中国化的过程。”一方面，马克思主义通过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赋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生机与活力。中华传统文化的命运不在于传统文化本身，而是取决于能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改造、革新、重塑传统文化。在这方面，习近平总书记为我们树立了光辉典范。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密切结合，才能提升到更高的水平。中华传统文化发源于绵延5000多年的农耕文明，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基础之上。因此，它所具有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都是朴素的，是基于生活经验的抽象思辨，并非完全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马克思主义产生于现代工业文明，关键是实现了中国化时代化，因此，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另一方面能够从后现代文明的视角避免现代工业文明的弊端，可以在更高程度上提升中华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相遇，从而产生了深刻的“化学”反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马克思主义获得丰富的文化滋养，所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马克思主义通过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本身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充分检验，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充分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充分彰显。”这表明，不仅马克思主义没有辜负中国，中国也没有辜负马克思主义。两者相互成就的结果，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取得成功，使马克思主义以崭新形象展现在世界上，使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

　　第三，“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早在2018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就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70年的持续探索中得来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97年的实践中得来的，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17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得来的，是对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宝贵成果。得到这个成果极不容易。”2021年3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武夷山朱熹园感慨道：“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又语重心长地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能够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关键就在于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也是从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

　　第四，“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如果说，“第一个结合”是一次思想解放，让中国共产党人清楚地知晓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才能从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桎梏中解放出来，那么，“第二个结合”更为重要，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坚守马克思主义大“道”的同时，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华文化广泛应用于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价值与文明的高度加以创造和发展，使之成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强大力量。“我们党开创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与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天下共治理念，‘共和’、‘商量’的施政传统，‘兼容并包、求同存异’的政治智慧都有深刻关联。我们没有搞联邦制、邦联制，确立了单一制国家形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是顺应向内凝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发展大趋势，承继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中国文化大一统传统。”由此可见，通过实现“第二个结合”，我们党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当代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中熠熠生辉，绽放出更加耀眼的生机和活力。

　　第五，“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始终“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使拥有5000多年文明史的中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立足于现实的中国，又植根于历史的中国，具有强大的历史穿透力、文化感染力、精神感召力，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为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有力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该而且可以实现结合。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结果是互相成就，筑牢了道路根基，打开了创新空间，巩固了文化主体性。“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的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的高度。我们不能躺在中华文明的历史殿堂里当“啃老族”，而是要奋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仅需要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创造新的更大奇迹，也需要在文化建设和文明发展方面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作者系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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