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提出了“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宏伟目标。要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就必须立足现实，回眸过去，着眼未来，把握中华文明的丰富历史内涵，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洗礼中实现中华民族又一次历史性的“凤凰涅槃”，以建构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形态。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深邃而丰厚的历史底蕴。

　　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之一就是其连续性。世界上有四大文明古国，即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和中国，只有中华文明以国家的形式延续至今。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绵延不绝、生生不息，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能够不断地返本开新。有道是“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即一方面不断地回到文明的大本大源，以强化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增进文化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另一方面则追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大学》）的变通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传》）的进取。正是在这种经权互补、恒常与变易的张力结构中，中华文明能够绵延上下五千年而历久弥新。这恰好应了《诗经》中的那句话，即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数千年的文明史，积淀并浓缩着中华民族辉煌灿烂的文化创造，记载并折射着中华民族起伏跌宕的历史命运，昭示并开启着中华民族光明博大的文化愿景。这一切都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构赖以凭借的底气所在。

　　在当代语境中，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因子通过新的时代诉求的激活，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建设性的积极作用。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它既构成中华民族文化意义上的“自我”的主体性历史内涵，同时又成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本身内在的有机组成部分。

　　作为中华文明的最新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然体现着当今时代的新的特征、新的诉求、新的时代质询及其回应。但是，根深方能叶茂。唯独拥有丰富、厚重而深邃的文化底蕴，才能行稳致远。特别是在现代性内在困境日益显露的今天，我们必须扬弃并超越启蒙维度，重估自己所拥有的传统，发现其在后现代性语境中的积极价值。在这一新的历史参照系中，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越来越得以凸显。例如，“天人合一”的文化理念，对于改造并重建现代技术，以缓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优化人的生存环境，具有深刻的启示作用。“以义制利”的价值取向，对于约束人们的贪婪，使其在利益的博弈中达成有序竞争，从而改善人与人的关系，重建社会信任体系，也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所有这些，无疑都构成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的中国元素和特有优势。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批判地借鉴和吸收一切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

　　从历史的长时段看，不同的文明总是通过相互交往和借鉴来实现自身发展。因为任何一种文明都有自身的优长之处，也有自身的局限。已有的历史证明，世界上并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明形态，没有哪一种文明堪称千古不变的楷模。承认这一点，正是使各个文明保持自我谦逊、彼此尊重、和平共处的重要条件，从而构成捍卫文明多样性，以维系人类文明健全格局的必要前提。正像生物多样性乃是人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不可或缺的条件一样，文明多样性也是人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必要前提。文明的交流互鉴不应该以牺牲文明的个性为代价，陷于文明的同质化，而应当是在各个文明保持自身独特传统及其特有优势的前提下走向更加健全和完备。陷入自我孤立和封闭的文明是没有前途的，也是缺乏生机和活力的。取长补短、优势互补，从来都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常态。历史上是如此，在当今全球化时代更是如此。正如马克思所指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民族的、国家的、地域的文明，其孤立状态逐步被打破，整个地球变成了一个“小村庄”。随着互联网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突飞猛进，人类的普遍交往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在这一背景下，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只有通过“世界历史”基础上的文明互鉴才能够实现。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具有包容性的特性和品格。《易传》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种负荷万物的品性，是君子人格得以成立的一个基本要件。《中庸》亦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一特性，造就了中华文明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宏阔视野和胸怀。在中国历史上，佛教自东汉时期开始传入，经过与中国本土文化的激荡、博弈、契合，逐步融入中土并被中国化，进而变成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内在成分。没有儒、道、释之间的分梳与合流，就无法完整地理解和把握中国传统文化总体面貌及其背后的实质。

　　在“世界历史”语境下，由于西欧各国内部的劳资矛盾“溢出”了国家和地域的限度，被“放大”为整个世界范围内的基本矛盾，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扮演的是“资本家”的角色，而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却沦为“雇佣劳动者”的角色。因此，中国革命被提上日程。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传播并实质性地指导中国革命的特定历史语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了本土化。这个过程，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化中国”的过程。中国现当代历史表明，对于中国及其文化来说，马克思主义早已不再是外在的规定，而是内在地融入并构成中国文化的新的传统。

　　今天，在新的起点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求我们必须在保持文化上的自我主体性和自主地位的前提下，一如既往地坚持文化上的开放姿态，充分吸收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唯其如此，才能在不断地与他者的对话和交往中实现自我发展、自我超越，推动文明形态意义上的中华民族的历史性崛起。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不懈探索，反刍并升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成功经验。

　　文明的建构首先是实践性的，而不是理论性的。它不仅需要不断地回眸过去，而且需要朝向未来。实践所塑造的人的“此在”性，构成由过去到未来的中介。实践在其本质上是生成性的，而不是预成性的。正是在实践的能动性建构中，人类成为宇宙中唯一能够打破它所属的那个物种赋予其生物学限制的物种。因此，一切非人的动物本质上都是受动的、宿命的存在，只有人的存在才是能动的、超越性的。对于作为人所特有的存在方式来说，实践是创造性的，是实存先于本质的。这种创造性，决定了人类文明鲜活的生命力。马克思所主张的实践的唯物主义，把“改变世界”作为哲学的根本旨趣和诉求。在马克思看来，一切旧的哲学归根到底都是在“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解释世界”是理论的态度，“改变世界”才是实践的态度。马克思把“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同“共产主义者”看作同义词，并不是偶然的。在马克思那里，“革命家”同“哲学家”的角色是高度集于一身的。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同样高度重视“践履”的功夫。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礼治的社会，而“礼”与“履”是互训的。“履，足之所依。”引申为走路，亦即实际地行动。《易传》曰：“履，德之基也。”对礼的践履，是道德养成的根基。因此，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把“知行合一”作为根本诉求。可以说，在高度重视实践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同儒家思想具有高度的契合性。

　　实践本身是感性的创造性的活动，它总是向未来敞开自身。这种推崇实践的取向落实在当下，就意味着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在此基础上能动地建构起既富有时代感、具有原创性，又深深地植根于中国性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可以说，诉诸实践是使中华文明不断走向现代化的基本路径。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把今天的中国由一个文化大国建设成为一个文化强国。

　　文化大国是一个量的概念，文化强国才是一个质的概念。说一个国家是文化大国，必须满足三个条件，即它必须具有足够悠久的历史传统，其文化成分是多样的而不是贫乏的，分享这种文化传统的社会成员人数众多。说一个国家是文化强国，也必须符合三个条件，即其国民的文化修养必须高于世界平均水准，其在文化上能够同世界上的发达国家进行平等对话，其语言能够跻身于世界主流语言之列。从一定意义上说，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过程，也就是使中国由一个文化大国转变为一个文化强国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文化建设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我们知道，在经济学上，一个物品只有具有稀缺性，它才有其经济意义上的价值。文化问题也带有类似的特点。文化的稀缺使文化的价值和重要性格外地凸显出来。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发展，我们的物质文明建设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是谁都不能无视的基本事实。但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相对滞后，特别是在国民的文明素质、文化修养等方面，还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

　　在当今时代，文化问题已经变得格外重要。这是由人类历史演变的大趋势决定的。在今天，文化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国家安全和国家战略不可替代的重要变量。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也到了高度重视文化的阶段。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现代化的重心经历了经济、政治、文化的依次更迭。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在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又重演了这一脉络。就此而言，高度重视文化问题已成为中国现代化突破性进展得以实现的一个关键。文化固然是“软实力”，但软实力并不软，它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决定着硬实力。晚清以降，西方列强凭借其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这一挫折固然是硬实力的结果，但离开了西方近代的产业革命、技术革命，乃至科学革命，坚船利炮就不可能被制造出来。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我们今天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尽快实现把中国建设成为文化强国的目标。如此一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仅具备扎实的实践基础，而且真正升华为一种文化理念层面的规定，从而获得其充分而丰富的内涵。

　　（作者系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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