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西安讯（记者 陆航 实习记者 杨非非）5月27日，第三届比较地区主义圆桌论坛暨“比较地区主义与区域国别研究：学科交叉与融合”学术研讨会在西安外国语大学举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和国内高校、出版社的比较地区主义与区域国别研究领域专家学者50余人，聚焦比较地区主义与区域国别研究的理论建构、方法创新和中国实践，深入推进比较地区主义与区域国别研究交叉融合。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地区国家合作和一体化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地区主义研究焕发新的生命力。为了摆脱地区主义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推动全球化重回良性发展轨道，比较地区主义应运而生。西安外国语大学副校长党争胜在致辞中表示，出于深化比较地区主义研究的目的，促进比较地区主义与区域国别研究的交叉融合，召开第三届比较地区主义圆桌论坛暨“比较地区主义与区域国别研究：学科交叉与融合”学术研讨会，可谓应时、及时。通过此次会议的举行，将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客观地把握国际形势和国际态势，本次会议也将成为一次开拓学术视野和思路的学术盛会。

　　作为一级学科的区域国别学，是一门具有独立性质和普遍意义的学问，是认识世界和区域国别的一套方法论体系，力求运用不同的方法和理论形成对区域国别的科学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山东大学讲席教授、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张蕴岭认为，区域国别学并不是从其他学科中抽剥出来的，也不是要替代其他学科的功能，而是基于国家需要运用新方法论并以交叉融合为特征的综合学科。区域国别学在人才培养方面具有非常独特而重大的意义，致力于培养一批国家亟需的、具有学科交叉思维、掌握学科交叉方法的新型人才。张蕴岭提出，当前亟需将区域国别问题理论化，从理论研究、综合性研究、专门性研究等方面着手，创建一系列的区域学理论建造。聚焦国际区域学，张蕴岭提出，国际区域学要在坚持“区域本体论”基础上走出狭义的区域主义的解释，走出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的区域认知，改变地缘战略的传统思维，以区域的共存、共促和共利为价值出发点，把国际区域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把国际区域基础研究、国际区域功能研究、国际区域制度研究统合起来，构建系统的理论体系。

　　比较地区主义作为地区主义研究的新阶段和新领域，首先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论的探索。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教授、欧盟“让•莫内”终身特聘教授宋新宁认为，传统的地区主义研究实际是在“欧洲中心主义”路径下的个案研究，而比较地区主义则强调在突破“欧洲中心主义”框架下的世界地区综合比较研究的方法，不仅研究各个地区之间的特性，也研究各个地区之间的共性。同时，比较地区主义试图探寻一种具有普适性的研究路径，以求对世界范围内所有地区形成普适的解释力。宋新宁提出，比较地区主义的要旨是“比较”，需要回答“比较什么”和“如何比较”的问题。比较地区主义既涉及不同地区相同问题的比较研究，也涉及不同地区相同问题的比较研究，政治经济学和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对于比较地区主义依然具有适用性。

　　任何一个区域和国别都存在时间和空间维度，这两个维度构成一个时空体，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呈现着这个时空体的内容。复旦大学中国外交研究中心主任任晓提出，对区域和国别这个时空体的探究，需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入手，需要多个学科间的协同。任晓提出，区域国别研究和社会科学理论建构具有相通互补之处，理应形成协同优势。区域国别研究实则表现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另一种取向，即以特定的区域和国别为研究对象，这种研究是依靠任何一门单独的学科研究所无法完成的。社会科学理论的形塑和区域国别研究是实际是不可分的，社会科学理论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理论基础，扎实的区域国别研究为社会科学理论的建构、完善和修正提供重要对照和参考。

　　自古以来，亚洲内陆区域的异质性造成了生计方式的不同，游牧、农耕与绿洲的流动与互动的区域特性得以形成，为生存而形成发展的资源交换也成就了文明间的交往与融合。基于长时段视角，西安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院长黄达远提出，亚洲内陆区域地缘结构先后历经了三次重大变迁：一是18-19世纪亚洲内陆区域地缘竞争与地缘结构的变化；二是新中国铁路的延伸与地域结构的平衡化；三是铁路网的联通与“一带一路”地缘关系变迁。黄达远认为，即便地缘政治塑造着国家间的关系，可亚洲内陆深层交流是依托于地理与文化的，也反映于民间社会的文明交流通道，这一走廊形态的文明交流通道超越了地缘政治框架，也是如今“一带一路”倡议、共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基础。

　　中国的比较地区主义研究是全球学、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比较政治学和区域研究的交叉融合，区域国别学则在中国被普遍视为“一个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教授耿协峰认为，比较转向和学科交叉融合是当前中国地区主义研究与区域国别学最突出的两个“进步”方向，中国地区主义研究与区域国别学呈现出共变与协进的趋势。耿协峰提出，构建中国人自己的解释性理论是当前面临的挑战或任务，既要求我们推进“理论化中国的地区实践”，又要求我们构建具有普遍意义的而不是只有中国人才能听得懂的“解释性理论”，其中代表性理论范式有国际区域学、过程建构主义理论和关系理论、东亚共生体系论、边缘地带发展论、国家之外主义和超国家治理论、结构互动论、东亚二元格局论、发展地区主义论、双重结构论、多重一体化论等。

　　地区主义是非洲国家的必然选择，既是非洲国家应对外部挑战和压力的被动反应，更是应对内部挑战和发展需要的主观选择。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西亚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周玉渊认为，非洲资源治理为理解非洲地区主义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基于非洲资源治理复合体所具有的资源问题复杂性、治理主体多样性和治理规范外部性的特点，周玉渊认为，地区在非洲资源治理复合体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扮演重要的角色。地区力量相对于非洲国家是国际理念、规范和范式的推广者，相对于外部力量是非洲权力、利益和集体行动的代言人，介于两者之间则是地区主义自主权和地区制度的塑造者。

　　实现国际关系与区域国别研究的交叉融合，需要走出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倡导全球性国际关系学路径，也需要区域国别研究不再局限于诠释性及“移情式”研究传统，逐渐摆脱地方性知识的局限。面对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化取向与区域国别研究的诠释传统对国际关系与区域国别研究融合造成的困境，西安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志提出，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相通性，并且文化之间相互交流与借鉴，为社会理论扩大解释力提供了契机。因此，“文化理论”提供了国际关系与区域国别研究的融合路径，通过提倡“文化理论”，在理论建构中合理纳入地方性知识，可以提升区域国别研究的理论化程度。以国际关系中的地区主义理论为切入点，通过纳入不同地区大国的文化实现地区建构，有助于展示国际关系与区域国别研究交叉融合。

　　本次会议由西安外国语大学主办，西安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欧洲学院、俄语学院、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承办。与会学者还围绕“比较地区主义：理论建构与中国实践”“比较地区主义与中亚•环里海区域国别研究”“比较地区主义与欧洲区域国别研究”“比较地区主义与亚太区域国别研究”等议题开展了分论坛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