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数字化带来的新挑战，人类文明也正进入前所未有的大转型时代。中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探索的初期，追问的问题是“中国往何处去”；而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已与世界历史的大变局紧密交织在一起，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文明新形态”理念，开始追问“人类向何处去”“不同文明下的人们应该如何共同生存”。进入新时代，上述追问亦提高到了一个新阶段，由民族性问题提升为关涉人类前途命运的世界性问题，由中国自身的独特性问题提升为各国面对的普遍性问题，由特定时代的迫切问题提升为历史性的趋势问题。这些追问关乎如何使人类社会摆脱相互质疑、敌视和“区隔”，如何重构人类前行中必须共同面对的全球公共性。其在抽象层面由“私”向“公”的转化，使得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以具象“公共性”为基础在结构、制度和路径安排上提出中国方案，检视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以及全球各文明的交往成为可能，进而也为中国特色社会学的知识生产拓展出一种新的理论范式。

　　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中国式现代化

　　从古至今，人类文明始终处于兴衰交替、分化组合的动态演进中。各个文明形态在解决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时，无法脱离既定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的限制；也不可避免地会与其他文明形态产生交流或碰撞、互鉴或对立，由此便产生了总体人类文明的公共性问题。关于特定文明何以自洽、文明间又该如何互动与交往的提问，贯穿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总体过程，也为社会学的诞生和发展提供了更宽阔的范式创新灵感。

　　今天，我们再次处于一个大变革的时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曾为推动人类文明发展做出了重要探索，但自19世纪晚期以来，它宣称自身以“私”为预设和信仰，以私人利益至上和资本增殖为动力的文明观是一种“普世文明观”。但这种以交换价值对使用价值进行统治的文明观明显与大多数人民的期待，以及与整体社会福祉的提升相矛盾。以西方文明作为尺度的进化文明观将人类文明世界“丛林化”，将人类文明客体化为商品和物欲，从而通过对作为主体之人的忽略，抹杀了各文明自身的主体性。结果，原本作为人与人得以交往，文明得以互鉴、互通基础的“公”，被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所倡导之“私”的阴影所笼罩。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个体利益与社会福祉、人们对“公”之价值渴求与“私”之结构和制度安排，被抛入了“东—西”“好—坏”“优—劣”“个殊—普世”等诸多二元纠葛中。同时，西方资本主义以“理性”及“普世性”之名所建立的“类经济治理”正在以加速度将人类文明置于困境和危机之中。在我们看来，走出这一困局的关键就在于重拾文明的公共性命题，并以理论的公共性范式为指引，以制度的公共性建构为依托，为人类文明、社会转型和现代化发展开拓新路。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实践，既是人类文明的新形态，也是这条“新路”的新范式。

　　从长时段看，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中华文明的浓缩与绵延，而且开创了与其他文明开展持续交往与沟通的路径和可能。据此，中国式现代化所内含的新公共性，辩证地植根于作为特殊性之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与作为普遍性之历史与时代的变迁之中。这种既蕴含特定民族的文明基因，又注重文明互鉴和世界意义的现代化路径，无疑能为人类文明走出“丛林时代”提供崭新的思路和借鉴。

　　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与新公共性生产

　　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文明互鉴、兼容并蓄中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在保持了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实现了社会长期稳定，其“密码”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将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始终坚持群众路线，把人民作为根本依靠力量，秉承人民至上的理念，进而在实践和理论上形成了以“人民性”为内核的新公共性路径和范式。按照此范式审视，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在新公共性的生产和再生产中行进的社会进程。

　　中国共产党对新公共性的探索发端于革命年代，关注如何打破“私”，用“公”的理念、结构和制度安排将全体人民组织起来，借助全体人民的力量谋求国家的解放和发展。在新中国成立后，这种以“人民性”为内核的新公共性伴随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推进得到了持续发展。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开展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政治、经济、社会建设，为中国现代化事业持续发展奠定了经济社会根基；在改革开放时期，新公共性继续以公有制和人民性为基础，经由思想解放和经济改革的历史实践获得了更有力的发展动力与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并通过深化改革、制度建设、理念创新等持续推进社会转型。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个体发展、社会自主性增强、社会群体利益调适等社会发展趋势中，不断整合全体人民的共识、凝聚全社会的力量，使得中国社会在快速发展与持续整合中获取了动态平衡，这充分彰显了以公有制为制度基础、以人民性为价值内核的中国新公共性的力量和优势。中国新公共性呈现了人类新文明具象与抽象、个体与集体、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统一，是一种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给出诠释的理论新范式。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基础上，我们提出了以人民性为价值内核、以公有制为制度内核、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实践路径的新公共性理论范式。不同于西方公共性的理论传统，新公共性范式既植根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又关注人类普遍性问题，能够通过重新转化和构建人类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兼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与西方现代化实践，最终把人类目光引向共同体福祉的实现。对中国式现代化而言，它可以整合国家、市场、社会诸因素，使之趋于协调，凝聚社会价值认同；对世界现代化进程而言，它能打破民族与文明间的隔阂，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找到人类社会的整体性问题，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确立共建、共享的文明观和历史观。

　　以公共性理论新范式推动中国特色社会科学的知识再生产

　　从东西方文明比较的角度看，我们需要辩证地看待不同文明的公共性建设。随着“每个人追求最大幸福，社会就可以获得最大幸福”这一幻觉的破灭，西方文明陷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而无法自拔。而马克思主义传统开创的社会公共性议题再次成为全球大转型时期的核心命题。在中国，费孝通在文化自觉中所倡导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重新得到重视。如2019年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指出：“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每一种文明都是美的结晶，都彰显着创造之美。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相通的。人们对美好事物的向往，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各种文明本没有冲突，只是要有欣赏所有文明之美的眼睛。”面对“文明的冲突”和“历史的终结”，人类仍然要继续前行，我们需要通过交流、理解和互通创造出新的文明、新的历史和新的时代。面对以“私”为价值皈依和制度基础之资本主义文明的“普世性”危机，通过不同文明互鉴、互通、互享构建一种摆脱“私”之路径，立基于“公”之性质——公共性——之上的新社会实践和文明范式，成为新时代的新任务和新命题。

　　中国作为目前世界上以人民对社会权力及资源共建共享为理念，以公有制为社会结构和制度支撑开展国家建设并获取最大成功的国家，通过自主实践为人类的未来和当下的世界开创出了“文明的公共性”命题。如何构建出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出一种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路径，需要中国社会科学界重返费孝通先生所倡导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并对其展开重新“破题”。这一“破题”的应有意涵是不同文明要能够破除掉“文明冲突”的迷思，在坚持自身主体性的同时祛“西方之魅”，还其本来面目，在求同存异中寻求文明相处之道。换言之，在借鉴别人之“美”的同时，发展出自我之“美”，且以自我之“美”为用以造福全人类。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学需要直面大变革时代的新要求，既要用好“实事求是”“从实求知”的社会学方法，又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为根本指引，在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基础上，融通古今中外的开放意识，洞察文明转型的内在逻辑和规律，在融汇全人类发展实践的同时探索人类社会发展演进的普遍规律。今天人类世界正在发生重大的转型与变革，世界各国在共同推进全球经济发展、政治进步、社会繁荣上所面临的分歧与挑战是历史遗留问题与新的问题、观念分歧、价值分野的叠加。中国无法置身事外，这注定了我们需要把创造的与自身历史、文化、民情相适应的“社会公共性”经验同世界共享，对建设与全球秩序、发展密切相关的“文明的公共性”作出自身的贡献。

　　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孕育出了以人民利益和幸福为根本诉求的新公共性。这种新公共性立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所内含的人民性。它构成了理解人类新文明形态的新社会学范式。这种新范式如何生发出与“文明的公共性”的逻辑、制度和机制勾连？如何在这种新范式下构建不同国家和文明可以平等沟通、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新公共性理论？这是对中国社会科学界提出的重要问题。

　　（作者系上海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