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这离不开一支精通国内法和国际法的高水平涉外法治人才队伍。2023年2月，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中，明确了高素质法治人才对于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作用，以及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其中，第十六条提到“五个加强”，其中心任务是：加强习近平法治思想国际传播；加强法学对外交流；加强我国优秀法学研究成果对外宣传；加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法治学术交流合作；加强世界法学名著的汉译工作和中国法学优秀成果的外译工作。这也恰恰说明法律翻译能力是涉外法治人才的关键能力之一，法律翻译人才培养亦是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题中之义。

　　“五个加强”是培养能够胜任向世界传播法治中国，以及具有法学国际传播能力的高端法律翻译人才的召集令和行动指南。如何提高法律翻译能力？培养高端法律翻译人才的途径又有哪些？法律翻译如何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科技浪潮中找到新的发展方向？这些都是亟需探讨的重要问题。

　　坚持价值引领，明确法律翻译人才培养方向

　　法律翻译是法概念在不同法系间的“游走”，是从意义单位到对应单位再到翻译单位的“旅行”。明确中国法治要义，坚持中国法治精神，是开展法律翻译的大前提。这需要在专业核心课、专业选修课、通识课等各类课程中有机融入“法治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及其英译的主要内容作为翻译教学的重要组成。除此之外，应不断总结、凝练用外语讲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法律历史、法律思想以及价值体系等方面的教学内容，形成讲义和系列教材。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高法律翻译能力

　　开拓以融法学、融外语、融信息的本硕一体化法律翻译人才培养格局，积极争取创设（法律）翻译专业博士点，并将服务涉外法治建设复合型人才理念贯穿于培养全过程。在优化翻译课程体系的同时，建设法学模块化课程群。在原有传统课程体系基础上，进行课程的优化整合，形成语言技能模块、法学课程模块，以及信息化学习模块三大模块化课程群，包括：加强学术外语教学，为国内外法学学术交流做好外语准备；开设国内部门法以及国际法（公法、私法，经济法）的必修课程，以及具有针对性的国别法（不同目标、语种国家）的课程。寻找不同国家、区域内的合作院校，形成立足本土、兼顾世界语境观照下的法律翻译课程体系。共同为培养具有外语能力、法学知识、国际合作能力、涉外法治建设能力的人才培养目标服务。具有国际化的视野和担当，是全球化时代赋予法律翻译人才的历史使命。用外国人能够理解的术语和方式，讲述中国的故事，消除误解和隔阂，是应当具备的家国情怀。

　　优化人才培养方法，提升法律翻译教学效果

　　我们了解国外的法律，不仅要知道具体条文是什么，更需要与时俱进地探知在司法实践中应用的实际情况，真正学习借鉴他人的“真经”，这需要“活的”法律翻译。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翻译是中国深入了解各国法治真实情况的桥梁。在人才培养的方法上应更加重视行业、社会实践，形成“多线（如政府、法院、检察院、法学会、翻译协会、语言服务企业）”对接、“外语+专业+行业”联合培养并实行多导师制的教学与实践模式。通过开展各个层次的法律翻译项目，带动教学和实践。只有这样，才会有更多具备法律翻译能力的法治人才走向世界各地，不仅为我国的企业和公民走向世界保驾护航，为我国在国际审判和仲裁机构赢得公正的话语权，同时也让世界更加深入了解中国的司法文明，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共同缔造更加公平有序的全球法律秩序。

　　开展概念研究，保证法律翻译成果质量

　　英美法下的每一个术语都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美国宪法中的“正当程序原则”（Due Process）、英美合同法下的“对价”（consideration，亦译为约因）等术语的背后，都有众多案例的支持，这些术语经过数百年的发展，都具有丰富的内涵。要想准确地理解并翻译这些术语，就需要厘清它们的来龙去脉，既要清楚其历史渊源，也要明了其现代实践，做到“博古通今”。再比如，我国民法上的违约赔偿中的赔偿，译为damages抑或是compensation更为恰当？译词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知识的“考古”，类似概念出现在1854年英国的“哈德利诉巴克森德尔案（Hardlley v. Baxandall）”中。该案确立了英美法上合同一方违约所造成损失的赔偿原则。此后两个世纪，研究论文不计其数。通过梳理概念起源及其发展脉络，才能确认赔偿对应的damages与compensation之间的差异。damages主要是指赔偿金，compensation则是内涵更为多样化的赔偿形式。可见，文献的研究，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分析，于法律翻译教学与实践而言，至关重要。

　　从汉谟拉比法典到大陆法、英美法，从传说中的《禹刑》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从国内法到国际法，从法治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来看，人类法治文明在相互学习、相互交融中共同进步。无论是成功的法治经验，还是失败的法治教训；无论是研习法律条文、司法判例和法学著作，还是深挖植根于法学背后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做好法律翻译的保障。

　　打造数据平台，助力法律翻译实践

　　智能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形成了双层空间—虚实同构、人机共处—智慧互动、算法主导—数字生态的时代特征。可以预见，诸如ChatGPT等AI产品会引发很多行业的颠覆性革命。这使得既有法律规范对其难以进行有效涵盖和调整，既有规则逻辑的解释力日显困难，既有司法解纷机制也遭遇了明显障碍。因此，必然会引发深度的法律变革。法律变革必然带来法律语言的变化，新词汇层出不穷，新概念无所不在，更好的进行翻译活动更需要人工智能的辅助。缺乏足够行业知识的译者，无论在翻译记忆库还是翻译术语库的帮助下，都难以进行复杂术语尤其是多译本术语与多语体术语的对译词选择。

　　有三个主要对策用以解决目前困境：首先，在术语层面创建双语知识库，形成可视化比较路径。其次，需设计新型法律翻译机辅系统为配套技术工具，集科研数据挖掘、云端教学互动、实战质量效率提升与技能自测多功能为一体。最后，对应法务翻译、法条翻译、法学翻译三种类型进行分类器设计，精准对标垂直领域翻译，是AI时代翻译的发展趋势。

　　聚焦译者主体培养，助力法治中国建设

　　在国家大力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大背景下，从立法领域到司法领域，从法律实践到法学理论，都离不开法律翻译活动。无论是学界专家或译界实践先锋，都对中外法律交涉/法律翻译有着较为一致的认识，即法律翻译并非词语对等，而是语义、功能对等到法律概念的等价。法律翻译也不仅是词语的鏖战，更是宏达的跨语际旅行。不同国家的民族意志、历史积淀、国家主义等等因素，都带着独特的姿态进入了世界舞台。同时，兴旺于当下的互联网、数字化催发了“虚拟-现实”的双重世界，使得数字生产的方方面面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与变革，包括翻译活动。我们需要根据国家战略发展方向制定人才培养计划，并在计划中明确政、产、学、研、用之间互通有无的原则和方式。完善法律翻译人才本、硕、博贯通式培养模式，以外语能力结合专业知识作为前提、实践项目作为导向、技术作为加持，通达培养高端法律翻译人才的目标，助力法治中国建设。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外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