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对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加大的忧虑，重温马克思的基本方法和理论洞见，探索人类社会对于资本主义体系的替代性方案，寻求更为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之道，成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新的历史议程和理论主题。以美国批判传播学者丹·席勒（Dan Schiller）、英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学者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加拿大马克思主义传播学者达拉斯·斯迈思（Dallas Smythe）等人为代表的西方左翼学者对当代资本主义数字化鸿沟与隐形控制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从不同视角呈现出全球数字治理危机。分析席勒、福克斯、斯迈思等左翼传播学马克思主义的数字资本主义批判成果，有利于呈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资本逻辑主导下的数字鸿沟、隐形控制及其为全球治理带来的新风险，揭示技术、资本、权力整合形成的超级权力对国家间不平等的加剧，探讨公共数据共享、网络空间安全对于全球数字治理及人类数字文明新形态的未来意义。

　　数字鸿沟对全球治理的平等化进程产生深刻影响

　　当数字技术与资本主义制度相结合，成为资本积累的工具以及资本主义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动力，人类所经历和正在经历的，就是席勒所言的数字资本主义，其典型特征体现为：信息网络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与规模渗透到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有西方学者认为，数字技术可以超越资本主义旧的结构性不平等，引发资源共享和共同创造的革命性变革，甚至断言数字技术将造就“无摩擦的资本主义”。与此观点不同，以席勒、福克斯、斯迈思等人为代表的西方左翼学者则从批判性视角，对数字资本主义的剥削和不平等问题，进行了富有启发性的探讨，并由此得出结论：数字技术带来社会空间均衡化发展的可能性，并不意味着社会不平等和分化已经消失，而是变得越发严重。

　　福克斯揭示了“生产性消费者”（互联网商品用户）如何既作为消费者，又通过分享作品、投票、评价等在线参与方式，为互联网公司提供无偿劳动，而这种免费的“自由”劳动，很容易遮蔽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在他看来，跨国数字资本充分使用前资本主义的各种生产方式，以及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加速、加强对各种形式的数字劳动者的剥削，在国际范围获得最大化的利润，进而造就了一个剥削全球数字劳动的不正义的“世界”。

　　席勒也指出，数字资本主义带来了激进的社会和技术变革，但并没有减轻，反而可能增加了不平等和资本的统治。当20世纪70年代人们普遍寄希望于信息与通信产业的数字化转型能够帮助资本主义摆脱危机时，他却给出了一个令人沮丧的答案：数字化不仅不会减缓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缩小经济不平等的差距，减少劳动剥削，相反，数字资本主义正日益呈现出“数字化衰退”的趋势。数字网络对2008年以及之后持续至今的停滞危机的嵌入式影响，具体表现为市场体系的进一步深化。

　　通过分析市场、技术、教育等领域的相关变化，席勒指出，在新自由主义或以市场为导向的政策影响下，电信系统已被赋予一种全新的社会目的。这种剧变增强了跨国公司的实力，同时也加剧了现有的社会不平等现象。不仅如此，互联网以及与之密不可分的整个电信系统，构成跨国化经济活动的首要特征，跨国网络化生产不但扮演着新自由主义政策变革先导的角色，对弱小主权国家构成威胁，而且对全球劳动市场及世界劳动分工产生深刻影响。公共服务的福利主义日益被新的市场逻辑所取代，社会不平等日趋严重。

　　因此，数字资本主义不仅没有消除，反而增加了市场制度的不稳定性及种种弊端，即不平等与以强削弱。以美国为主导的新帝国主义更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以金融资本为主宰，通过支配核心技术和网络处理器实现其经济霸权，数据霸权对经济社会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产生巨大影响。与此相应，知识垄断也已经成为数字帝国主义掠夺全世界财富的全新手段，数字帝国主义正在加剧全球不平等。可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数字化并不意味着已经消除了阶级对立和剥削，相反，数字技术与资本的“联姻”，使得数字化体现为资本占用劳动产品，并将其转变为私人积累的工具。在现实世界中，有产者和无产者、被连接的和未被连接的，到处都存在巨大的数字不平等的鸿沟。

　　简言之，伴随数字技术的普及以及资本的全球流动，新的社会不平等出现，互联网的剥削倾向加剧，数据所有权与数据掌控权之间的“数字鸿沟”日益加深。结构性的数字不平等造成社会财富向统治阶级流动，弱势群体不仅面临巨大挑战，而且由于掌握数字技术能力的限制而被剥夺了一系列基本需求。此外，数字鸿沟还可能催生不同形式的权力，从而引发社会的不确定性和焦虑。数字化帝国的形成，甚至可以将极端不平等的两端压缩在同一个空间场域，从而创造出大资本对弱势群体的盘剥。

　　意识工业生产与隐形控制对全球治理的民主化进程构成挑战

　　如果说席勒、福克斯主要揭示了数字资本主义对全球治理平等化进程产生的深刻影响，斯迈思的意识工业生产与隐形控制，则揭示了网络技术的民主潜能幻象，及其对全球数字治理民主化进程所构成的挑战。斯迈思把数字劳动上升为意识工业来加以理解。根据斯迈思的论述，基于光谱（频谱）的无线技术的发展，能够克服将工作场所与娱乐场所分开的时空障碍，人们能够随时随地平等地获取网络，并通过网络获取任何需要的数据和信息，网络的繁荣与民主假象，遮蔽了交换价值是基于使用价值的事实。所谓“意识工业”，在斯迈思那里主要是指一种强调生产性接合的通信能力和对意识本身的全面管理。

　　在意识工业的生产中，作为商品的受众至关重要。受众为广告商所付出的免费劳动，从总体上确保了商品的销售和消费，但由于这种免费劳动隐藏在娱乐、闲暇的表象背后，因此，受众对网络技术之民主潜能的幻想就很容易遮蔽一个事实：在数字资本主义中，信息的交换价值压倒了使用价值。换言之，伴随数字网络技术对我们生活的不断媒介化，一种隐形的数字监控已经悄然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不但处于这种隐形数字监控中的个体沦为无偿的文化劳动力，而且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也日益面临沦为资本增殖工具的危险。

　　从福柯的“惩戒社会”，到德勒兹的“控制社会”，再到韩炳哲的“透明社会”，对于民众的控制已经不再是建立在机构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活动的身体、情绪和资本流动的持续不断的监视基础上，民众从信息上被解读，成为“被解析”的对象。甚至如韩炳哲所言：如果说福柯曾以全景监狱来描述现代社会对个体的规训，那么目前，我们并没有经历全景监狱的终结，而是一个全新的、非透视的全景监狱的开始。在韩炳哲看来，超交际构成“透明社会”中人际交往的特征，个体在其中通过自我展示和自我揭露，参与到“透明社会”的建造和运营中。当人们不再基于外部强迫，而是出于自发需求去暴露自己的时候，当泄露个人私密领域的担忧和恐惧，让位于展示自己的需求时，监控社会便趋于完美。

　　“监控资本主义”是肖沙娜·朱伯夫（Shoshana Zuboff）在《监控资本主义时代》一书中提出的概念，如果说“监控资本主义”表达了对自由市场秩序遭到破坏、社会民主遭到威胁、个体生存遭遇危机等一系列数字化病症的关切，那么，韩炳哲的“透明社会”则进一步揭示了从“被监控”走向“自愿展示”这一更加深层的数字化心理依赖。无论怎样，数字化时代的资本主义，似乎并没能提供基于平等、信任的民主愿景，因为信任只在“知”与“不知”之间才有可能存在，而“透明”是一种消除了所有“不知”的状态，因此，它没有为信任留下任何空间。至此，意义发生反转，越是透明，越是不信任。高度透明的社会，恰恰是一个高度不信任的社会，是一个道德基础脆弱不堪的社会。由于信任日渐消失，社会便更加依赖监控。

　　此外，透明社会完全遵循绩效社会的逻辑，“彻底照亮”意味着“极尽剥削”。克里斯多夫·库克里克（Christoph Kucklick）在其《微粒社会》一书中指出，数字化时代陷入一种治理悖论：高度不透明的数字化机器，正在创造着无法辩驳的透明。这一治理悖论所产生的治理难题表现为：如何才能在将程序变得透明、对审查开放的同时，又不忽视公司和国家对于保密的正当诉求。国家陷于压力，一方面要保护民众，使之不为数字化耀眼的光芒所伤；另一方面又要将光芒照进机器的黑暗之中。这个既不透明又透明的悖论，也引发我们对智能机器及其内在算法的反思。一方面，一种新的、几乎无法控制的权力对我们进行无情的透视和计算；另一方面，我们面对的是“看不见的机器”，数字化的机器摆脱了我们的控制，拥有了巨大的权力。这种权力以其隐形支配和统治的逻辑更加深刻地根植于文化和社会之中，成为一种隐形的规范，塑造着人们的信仰体系。

　　认为数据能够解决一切的意识形态幻象，进一步造成数字化治理的“去政治化”趋势，数字帝国主义借助于这种极具隐蔽性的“大数据实证主义”，对全球数字信息进行监控和掠取，严重威胁着各个国家的政治和文化安全。赫伯特·席勒提出“信息地缘政治”概念，强调信息对于实体空间的影响与控制。他认为，算法对网络空间地缘政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算法权力带来的数字鸿沟和国际信息操纵两方面。数字鸿沟在算法的加持下，使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网络空间中的差异愈加明显。通过算法操控，发达国家得以在社交媒体网络故意散布误导性信息，借助基于数字算法的传播模式操纵公众舆论。

　　全球数字治理与人类数字文明新愿景

　　随着全球数字化的深入发展，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然而从全球范围来看，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新的数字治理规则尚未建立，制度供给严重缺失，传统的全球治理机制受到冲击，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思潮抬头，传统的全球治理体系已无法适应数字全球化时代的发展要求，治理赤字呈现加剧趋势。

　　政府应自觉应对网络时代的风险和挑战，推动建立开放、公平、非歧视的数字营商环境，破解当前的全球数字治理赤字，特别是以制定网络空间国际规则、提升全球治理能力、促进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消除数字鸿沟和数字壁垒为主要目标。全球数字经济是开放和紧密相连的整体，合作共赢是唯一正道，封闭排他、对立分裂只会走进死胡同。

　　数字技术的加速运用既可能加剧全球不平等，也可能成为扭转全球不平等加剧的催化剂，也就是说，如果不能摆脱资本利益的主导和羁绊，数字技术的加速发展和运用无疑会加深已有数字鸿沟，进而造成碎片化和离心化的社会撕裂，最终破坏数字技术的良性发展进程；反之，如果在不断创新、完善数字技术运用的同时，始终自觉考虑如何应对可能的风险和不平等挑战，自觉摒弃排斥、控制和竞争的价值观，代之以包容、共享和互惠的价值观，减少可能扩大的不平等，则可能导向弥合数字鸿沟、加强全球向心力和凝聚力的人类数字文明的美好前景。在开启人类数字文明新时代的征程中，中国无疑将发挥更加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坚定践行“对话而不对抗、包容而不排他，努力扩大利益汇合点、画出最大同心圆”的全球治理观，激发数字经济合作的潜能和活力，造福全世界人民。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全球治理视域下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研究”（20BKS16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