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中华典籍是我国数千年来政治原则、价值取向、思想态度和国民习性等的语符载体，也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开展中华典籍的译介工作，是发挥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在融通中外文化、增进文明交流过程中独特作用的现实写照，对促进中西文明间平等交流互鉴、努力构建原创性中国话语体系、增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和国家软实力建设等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煌煌古籍，悠悠文化。当前，我们之所以强调中华典籍译介在制定新时代文化“走出去”战略中的关键地位和作用，主要可归结为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中华典籍译介塑造国家形象。良好的国家形象是一国安身立命、进步发展的前提基础。翻译作为一种重要的建构性力量和叙事性方式，使典籍中的中国文化在异域空间下不断得以反映、诠释和再现，形成了中国形象和身份的缩影，这让我国国家形象的客观自塑以及积极传播成为可能。

　　其次，中华典籍译介满足时代需求。步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空前活跃，世界对中国的了解欲望也空前迫切，通过翻译各类典籍将我国优秀文化以超越时空、跨越国度方式全面真实地呈现于世界人民面前，无疑是中西文化交流背景下的最优共赢选项。

　　再次，中华典籍译介促进世界发展。“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中华典籍不仅是我国宝贵的本土资源，也是世界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翻译的媒介作用下，典籍文化突破语言的限制和形式的束缚，从语际到符际汇入世界文化洪流之中，以“中国知识”、“中国思想”和“中国智慧”为世界文明提供滋养，并使之朝着更为平等包容、多样丰富、客观科学的方向渐进发展。

　　由此可见，中华典籍译介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着重要支撑，肩负着助力中华文化伟大复兴和繁荣兴盛、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重大责任与历史使命。然而从翻译史的角度观之，中华典籍的译介状况还存在一系列“不尽人意”之处：在执行主体层面，西方译者相对活跃，由中国人主导的译介活动起步较晚、成果有限；在译介对象层面，选材范围狭小且重复，难以展现中华文明真实全貌；在传播效果层面，译本中的误读、失真、扭曲和变异较为普遍，经译介的中华文化难以与具有思维定势与文化偏见的西方主流话语开展平等对话等等。质言之，中华典籍的译介之路还道阻且长，这是学界必须认清并面对的现实。当前国际文化版图正朝着于我有利的方向演变，有着“东升西降”的突出特点，包括译学界在内的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善于和勇于把握机遇、因势而谋、因势而动、顺势而为，找准工作着力点，一项一项寻求突破、积小胜为大胜，加快这一历史进程。中华典籍翻译作为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多方参与、统筹规划、久久为功。面向未来，其工作重心应围绕以下几个维度发散展开。

　　第一，积极实施中华典籍翻译规划，从本体维度确保译介活动的规范化和标准化。“翻译规划”（translation planning）是翻译学中的一个重要但尚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的概念。在基迪恩•图里（Gideon Toury)看来，“翻译既是一种规划方式，也是一个规划范例”，但遗憾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翻译并未被学界系统地视作一种规划活动，因此翻译规划观念和意识的培养或许能为当前中华典籍译介困境开辟全新的解决路径。首先应规划的是中华典籍译介的选材问题，在文本的纵向选择上要注意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最能代表中国古今特征的文化符号进行择善而译，在横向维度上则需注重选材的多样化，尽可能全面地涵盖文学类和非文学类典籍内容。其次是对翻译语种规划机制的完善，即目的语除主流的英语之外，还应包括那些对我国国家安全、经济发展、科学研究和全球竞争力至关重要的“关键语言”（critical languages）。再次，翻译项目规划要求对翻译活动的制定主体和执行主体进行明确界定，使国家职能部门、行政主管部门和专家学者队伍能够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最后还应关注微观层面的翻译实践规划，如译介策略与方法的选择、双语文化的译写原则、中国文化标准化术语表的拟定等等。

　　第二，携手建强典籍翻译人才队伍，从供需维度为国家文化战略的实施提供保障。“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是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大计”，中华典籍翻译事业亟需大批兼具“中国深度、全球广度、人文高度、专业稳度”的卓越翻译人才，其教育和培养应强调“才”与“德”的有机统一和均衡发展，充分发挥教育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的基础性和战略性作用。所谓“才”，即是指从外语教育的本质出发，通过提高对象的知识储备和文化修养，培养出一批具备跨文化沟通力、全球理解力和全球表达力的高水平翻译队伍。目前，我国典籍翻译教育的实施还主要依附于传统的外语教育教学理念，其培养模式单一陈旧、施教者知识谱系建构残缺、育人机制合力不足等均是中华典籍译介“质低量微”的触发原因。基于此，要善于在校内及校际间促进教师队伍的资源融合，在专业机构、行业企业与高校学界间实现优势互补，通过形成教、学、研三方联动机制协同发力，提高翻译人才培养质量。与此同时，典籍翻译人才的培养还需从传统的知识传授和能力提升向价值引领拓宽延伸。具体来说，外语专业技能的提升应与中国文化功底的夯实同步，国际视野的培养当与国家意识的厚植并进，文明交流的开展需以本土文化安全的维护为基。典籍翻译的培养始终要以坚定文化自觉和自信、捍卫国家安全和利益为核心，只有这样，中国故事才能“讲得出”、“讲得对”、“讲得好”。

　　第三，持续完善典籍翻译传播建设，从效果维度为文明交流互鉴制造环境。“只有当一种文化广泛传播时，软实力才会产生强大的力量。”中华典籍外译的最终指向，是要通过增进文明互鉴和文化交流，提升我国的国际话语权和文化软实力。在传播主体上，鼓励“借帆出海、自扬其声”，不仅将国外译者学者纳入传播队伍之中，也加强与国外主流的出版机构、媒介平台的合作。在传播理念上，“讲故事，是国际传播的最佳方式”，中华典籍的译介成果不应是以严肃文本的形式呈现在世界读者面前，而是要在翻译的“叙事性”功能下，寓情于理、沁人心脾，以生动有趣、自然友好的姿态走进受众群体的视野和认知。在传播渠道上，要从传统单一的文本传播过渡到多模态传播范式，将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和网络传播统筹起来，以“人”的主观能动性为基础，不断推动典籍译介成果走向网络、广播、报纸、电影等媒介平台。在传播对象上，必须综合考虑受众的层次性，既要包括一国的精英阶层，更要重视市井百姓群体，并以此反向调整译介策略和方法。在传播效果上，及时开展受众调研、收集成效、评估得失，为传播机制的整体革新和提质升级提供材料。

　　【本文系2021年度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题项目“文化认同视域下的少数民族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项目批准号：2021SJB0100）”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