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深入学习贯彻、阐释解读党的二十大精神，中国社会科学院团委、中国社会科学网联合开设【社科青年说·二十大精神笔谈】栏目，邀请青年专家学者，结合自身理论和学术优势，聚焦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新观点、新论断、新思想，聚焦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系统化、学理化阐释。

　　向静林，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社会学、组织社会学、技术社会学。研究成果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The Journal of Chinese Sociology等中英文刊物，并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以及《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等转载。出版专著《地方金融治理的制度逻辑》、译著《牛津金融社会学手册》（合译）。曾获中国社会学会学术年会优秀论文一等奖、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等奖项。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这不仅对促进数字技术与社会治理体系的深度融合具有重要意义，也给社会学研究提出了“深入理解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实践过程”这样一个重要议题。

　　以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不仅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竞争中的战略制高点，也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国家和社会的治理体系，成为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表征和驱动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一再强调数字技术对社会治理的重要价值，并就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加强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以数字化转型驱动治理方式变革作出战略部署。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本质上是科技发展和社会变迁这两条主线所分别产生的供给和需求效应，是在国际和国内环境发生重大复杂变化的时代背景下交汇融合的结果，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如何观察和分析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实践过程，是数字时代给社会学研究提出的一个重要议题。实际上，社会学从诞生至今一直保持着对技术与社会关系议题的思考和研究，形成了不少基础性的理论视角、分析概念和研究工具。社会学的研究表明，社会科学对于技术的理解至少包含三个方面的理论视角，即自然主义、建构主义和批判主义。自然主义的技术观，强调技术的客观中立性，重视技术的工具性价值，认为技术是提高效率的重要手段；建构主义的技术观，强调技术的社会建构性，认为技术会受到群体、制度、文化等社会因素的影响，技术应用是一个社会过程；批判主义的技术观，强调技术的权力关联性，认为技术可能成为权力的控制手段，应该受到一定的约束。三种技术观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分别看到了技术与社会关系的不同面向，为我们全面深入地研究数字技术融入中国社会治理体系的实践过程提供了分析思路，为数字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

　　第一，数字技术对于社会治理而言具有独特的工具性价值。首先，数字技术为社会治理提供了新的信息手段，其作用是其他传统治理要素越来越难以替代的。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可以提高信息沟通、采集、存储、计算、挖掘、分析等的效率和质量，提升社会治理的效能。其次，数字技术为社会治理构造了一种新的公共空间，使得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社区居民等主体之间的互动可以在数字空间展开，可以为各种新的沟通方式、互动机制和运行规则提供基础的平台支撑。再次，数字技术给社会治理带来了新的思维方式，它不仅可以提供信息手段和公共空间，而且可以影响社会的文化认知，例如给人们带来关于如何理解和应对社会系统复杂性的新的思想观念。

　　第二，数字技术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是一个复杂社会过程。首先，数字技术的社会应用嵌入在既有的制度、组织和文化体系中，其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只有不断推动制度、组织和文化体系的适应性变迁，发挥好制度、组织和文化对于数字技术应用的界定和使能作用，为数字技术应用提供更好的基础环境，才能有效实现数字技术对社会治理的支撑功能。其次，数字技术虽然有传统治理要素难以比拟的优势，但终究只是一种有助于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技术手段，并不能完全替代传统治理要素，其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效果有赖于和各种传统治理要素的协同。只有不断创造各种治理要素之间更为开阔的协同空间，才能促进数字技术与中国社会治理体系中其他要素的深度融合。

　　第三，数字技术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可能带来非预期后果。首先，国家、市场、社会之间的权力格局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政府部门和科技企业是数字技术的主要研发者、掌握者、应用者和海量数据的实际拥有者、管理者、使用者，在新的权力格局中处于优势地位。如何界定不同主体的数字治理权力和数据权限，协调它们在数字空间和实体空间的权责关系，是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中的一个关键和前沿问题。其次，数字技术携带的一些技术特征，可能与社会既有的伦理规范、运行规则和自我保护机制等存在张力，其在社会治理中的广泛和深度应用可能蕴含不少新型社会风险。只有不断构建更为精准和有效的约束机制，才能最大限度减少数字技术应用的负面影响，更好发挥其对社会治理的支撑作用。

　　总之，社会学的理论视角有助于我们将数字技术置于中国社会治理体系的内在结构和外部环境中进行考察，更清晰地分析其角色定位，更全面地把握其与社会治理体系其他要素的互动关系，更深入地理解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实践过程。中国社会正在加速进入数字时代，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正在迅速展开，数字社会学的研究工作也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顺应时代大势、回应时代问题，既是社会学人的重要机遇，也是社会学人的重要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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