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理论研究进展为两方面，一方面，随着大数据、互联网智能空间的兴起，领导人的政治心理以及国际关系战略互动心理分析的数据多样化发展；另一方面，受到“新行为主义”革命的影响，国际政治心理与行为的新方法和技术应用日益增多，比如实验模拟、调查数据等。在此背景下，传统的定性研究所依据的概念及其类型辨析、历史案例逻辑比较等方法论是否还是国际政治心理学理论创新的必要基石，这是亟待思考及解答的问题。

　　理性假定重构

　　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理论解释，其逻辑起点在于对理性假定的进一步放宽，也更为符合人类行为和国家行为的基本预设。这直接来自理性选择理论鼻祖唐斯（Antony Downs）关于理性人的经典界定，他将理性人界定为排除了情感、人格等非理性要素以及复杂动机的行为体，因此行为体的理性偏好是给定的和恒定的。对此，借鉴心理学中的实验研究以及人类行为的科学分析，国际政治心理学提炼了与此相对的“有限理性”假定，这一假定更为符合人类及其社会行为的基本特征。在此意义上，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理论是更为符合事实、更具有解释力与预测力的理论。行为体的“有限理性”源于以下多个方面的要素。

　　其一，认知偏差。在纯粹的理性假定看来，行为体的认知及其决策是基于充分信息，以及具有完整且优秀的认知能力等，所以行为体对彼此偏好的认知及其互动是先验给定的，同时也意味着在理性的思维下，最优方案选择是国家及领导人的最为理性的选择。在认知革命的影响下，国际政治心理学学者重构了行为体的理性假定，提出由于重要的认知机制，行为体的认知及其判断具有固有的偏差，亦即既有认知结构会塑造预期进而影响正确认知。在这方面，以杰维斯（Robert Jervis）为代表的早期认知学派，从认知偏差的角度系统梳理了为何没有战争意愿的国家走向了非本意的战争结果。

　　其二，情感驱动。人不仅是一种纯认知驱动的动物，而且也受到自身的情感、感觉的影响。情感会塑造人的内在需求与驱动力，从而影响行为体的基本立场、现实需求以及判断选择。心理学中重新关注情感对于认知偏差的塑造作用，反映到国际政治的认知理论中，即以勒博（Richard Lebow）为代表的学者，系统辨析了领导人的情感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政治需求，是如何使得国家的认知及其决策走向了偏差。在早期强调情感的非理性，即对于认知偏差的促进作用影响基础上，进入新世纪以来，关于情感的理性功能的讨论，在国际政治心理学中日趋受到重视。比如，郝拓德（Todd Hall）系统研究了国家的愤怒、内疚和同情等情感表达。因此，情感要素在不同维度上重构了经典的理性选择假定。

　　其三，信息情境。关于信息情境的不同理解，成为国际政治心理学与理性主义路径的根本分歧点。理性主义路径持信息不充分的预设，认为理性国家为了获得战略优势，会将自身的能力、决心、意愿等私有信息有意隐藏或者歪曲呈现，这种战略欺骗常常造成理性国家之间的冲突甚至是战争，同时也解释了为何战争的结果并不能获得绝对的收益，但国家仍会发动战争。这就是将国家间信息的不对称，归因为理性国家的自私和战略欺骗，这种战争的理性主义解释以费伦（James Fearon）为代表。但在国际政治心理学学者看来，国家间的信息不对称，并非来源于理性国家的有意战略欺骗，而可能更多是来源于诸多的认知偏差。此外，行为体的内在私有信息，客观上有难以精确认知的困难。因此，在信息不对称的基本预设差异下，国际政治心理学关于冲突或战争的解释，更多聚焦于行为体的内在心理变量及其机制的作用。

　　核心概念创新

　　国际政治心理学在核心概念维度上的创新，可以为描述和解释国际政治事实，提供更加有解释力和精确的工具，同时也有助于理解心理要素是如何影响国际政治现象以及纯理性的概念，因为其忽视了现实政治中丰富的心理维度，不能揭示出行为体及其关系的实质以及多样性等特征。

　　其一，新事实的概念化。国际政治中一些重要的新事实出现，比如新的领导人的出现，重要双边关系的变化等，都需要研究者提炼更为确切的学术概念。在微观行为体及其互动层面，国际政治心理学的传统定性路径理论，将这一层面的概念创新作为一项基础任务。比如，新领导人作为影响国家对外关系和国际关系的重要微观分析单元，其性格特质、认知风格等需要新的概念化。一些重要的领导人，比如美国新总统等为这方面的学术努力提供了素材，同时也催生了重要的人格特质及其外交影响的研究。进而，在领导人及国家的认知风格和战略思维特质等方面，一些新的案例为重构传统的特质理论带来了启发。

　　其二，主流概念的整合。犹如上文所述，国际政治新事实的出现总是较为缓慢，因此，已有的主流研究概念，包括心理学的概念大多已能较好地满足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的需要。但部分经典概念在提出者到使用者的学术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概念旅行”“误用”等现象。加之国际关系现象在全球层面出现的各种变化和转移，一些经典概念需要进行“正本清源”，加强概念辨析。

　　其三，理性概念的赋能。心理学的概念与变量，本身就是与理性变量相对的。因此，在传统定性路径理论及其创新过程中，大多持竞争性的范式创新的科学哲学观，提炼出比理性主义解释更为有效的心理学解释变量及其机制。这种二元对立视角下的竞争性解释模式创新，是传统定性路径的基本模式。然而，传统定性路径中也较为注重理性与心理概念的融合，探究将理性概念进行“心理赋能”，从而使得这类解释变量更有利于捕捉到国际政治现象的多维属性。比如，在默瑟（Jonathan Mercer）的重要理论研究中，他认为理性主义涉及行为体的重要变量，如认知、偏好、信念、认同等，都受到行为体的重要心理要素的驱动。比如他论证了情感性信念（emotional beliefs）及其对于领导人行为选择的影响，提炼出其重要的影响机制。第二种理性与心理的融合，体现在将行为体的行为选择及关系互动，区分为不同的阶段，即纳入时间维度后，行为体的理性预设将呈现出阶段性特质。

　　传统路径的持久生命力

　　国际政治心理学的传统定性路径，意在引入心理变量，提供与理性主义解释不同且更具解释力的范式。在此基础上，关于原因变量及其影响机制的选择，从领导人的人格特质和认知偏差，到战略互动中的情感表达、信号呈现等，都成为传统定性路径所青睐的重要来源。继而，对此重要原因变量及其机制的验证，传统上大多为外交历史案例及其比较分析，在辨析领导人心理变量过程中，也会适当引入重要的量化测量技术。

　　当前，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理论创新，从路径和方法来看，更多走向了综合与多元，即关于国际政治中领导人外交决策及其战略互动的微观变量探析，综合了传统的定性逻辑分析以及在国际政治研究中更为适用的文本内容分析、实验研究、定量分析等技术。方法论的多元与综合，需要服务于研究问题及其问题意识的产生，是基于主流的国际政治心理学理论视角下的现象观察及其问题反思，因为带着理论的观察才能促发相应的研究困惑。对此，国际政治心理学的传统路径所重视的假定推敲、推论归纳、类型辨析、概念创新等，仍是其理论研究的前提与基础，仍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