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近年来，礼学研究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跳出经学研究的传统范式，注重从多学科整体性视角推进。4月1日，在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主办的第四届礼制与礼学工作坊上，来自国内诸多高校的学者多角度对古代礼制与礼学进行了研讨。

　　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以礼为文化范式的“礼乐文明”。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和表征。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教授程奇立认为，礼既是儒家思想体系的最高范畴，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数千年历史所积淀的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就是“礼”，中国古代政治基本上就是“礼”的政治，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也是一部礼的历史。在中国古代，礼的发达程度、礼在整个民族精神和社会政治中的作用，都有着独特的文化意义。

　　中华文化与文明通常被称为礼乐文化、礼乐文明。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冯兵认为，中华礼乐文明之所以能够绵延数千年不绝，关键就在于中国传统礼乐自身顽强的生命力。华夏礼乐文明主要建立在人类对自然之道的理解上。中国古人在对天地之道的观察与思考中，形成了较为朴素且丰富的自然哲学观念，并对中华传统文化与文明的人文理性及其特质的塑造产生了基础性影响。

　　注重礼学文献的考察与研究

　　文献研究是礼学研究最核心、最基础的部分。立足于文本诠释，从经学、文献学的角度出发对礼制起源、流变做出新的解释，是礼学研究的重要路径。程奇立提出，礼学是一个博大精深的学术体系，既包括对传统礼制的研究，也包括对以“三礼”为核心的文献体系和思想体系的研究，其中积淀着我们先人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政治伦理思想和丰厚的民族精神。

　　荀子是先秦礼学的大家，《荀子》中不但有《礼论》专篇，其余各篇也几乎篇篇谈礼。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廖名春表示，司马迁作《史记》，其《礼书》《乐书》几乎全文照录《荀子》的《礼论》和《乐论》。荀子礼学从何而来？这是礼学史、儒学史的大问题，更是荀学史的大问题，荀子礼学是否源于子弓，目前尚无材料证明，其礼学源于曾子，则《大略》篇有据。《大略》篇内容多为介绍礼制、引述古事或引述议论，与“礼记”类文献及《曾子》互见者尤多。

　　唐代史学家杜佑的《通典》纂录前朝史志和当代文书档案，被视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典章制度通史，成就典章制度专史的开创之作。清华大学日新书院副院长顾涛表示，占据《通典》全书一半篇幅的《礼典》，史料新颖程度明显偏低，其原创性受到历代礼学家的质疑。杜佑《通典》中建构“周制”理想模型、统括汉唐礼制因革“故事”、新编《开元礼纂类》三大版块，共同构成了唐代制度在渊源、先例及法理依据上的三项法源，由此形成一种以“简严”为叙事风格的制度史书写的《通典》模式。

　　古代社会的调控手段和目标

　　礼制就是以礼的精神为原则而制定的人类社会的各种行为规范、制度规范和思想规范。程奇立表示，从外延上说，礼制包括周礼所谓的吉、凶、宾、军、嘉五礼，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是一种以礼制为范式的文化。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体系的目标设置、制度安排都是在礼制文化的调控下运行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礼制既是我国古代国家治理的逻辑起点，也是我国古代社会调控的手段和目标。

　　“礼”是古代社会的价值规范之一，是社会共同遵守的秩序法则，是维系社会政治秩序的制度规范，也是当今探寻中国古代社会秩序变迁的重要桥梁和窗口。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室副主任张宏斌以礼为切入点，考察了春秋时代的公共秩序，在他看来，春秋与战国虽然大多并称，但其分界也相当明确。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结盟与会盟在春秋时代屡见不鲜，《春秋》所载大小盟会二百多次，基本都涉及“讲礼”。“讲礼”与“要盟”并时而立，如果说，“讲礼”是对以礼乐为表征的旧秩序的尊重，“要盟”则可以理解为一种新秩序尝试的可能，这种新秩序是以实力为后盾，以名义上旧制度的维持为口实。

　　“礼”是一种伦理道德规范。它通过对人们思想行为的引导、制约和规范，维护社会的安定和发展。祭祀礼仪的出现，使得生人世界与鬼神世界的沟通成为可能。重庆大学经学研究中心主任陈绪波表示，从先祖祭祀礼仪来看，其宗庙祭祀活动，实际上就是生人世界中对父母之孝在死亡世界中的表现。随着先秦儒家对孝义的不断阐释，孝成为需要人民普遍遵守的社会法则。忠孝观念的形成，更将孝的适用范围由家庭、社会扩展到政治领域，成为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先祖祭祀活动的开展，使得孝的观念在鬼神世界中再一次实现。先秦儒家对于鬼神世界的构建，强化了儒家伦理思想存在的正当性和儒家伦理思想对现实世界的影响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