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时期到新世纪再到新时代，40多年来文学理论走过了一段极不平凡的历程。一代学人筚路蓝缕，不懈探索，留下了坚实的足迹。人们逐渐意识到，文学理论的知识演进是渐进的、累积性的，而不是一个范式替代另一个范式的变革。新时期、新世纪、新时代文论在历时性的场域里不是孤立的阶段，在总体上呈现“过去”和“现在”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以这种立场看待40多年来文学理论的发展，有理由认为，新时期文学理论仍然是一个没有得到有效清理的学术现场。如果我们带着“理解之同情”走进这片学术丛林，以“互为镜鉴”的视角发现彼此，那么，新时期文学理论还有另外一番风景。

　　第一，聚焦基本理论问题，在对时代挑战的不断回应中，深化对文学理论的知识讲述。

　　基本问题是文学理论的元理论。元理论不是元叙事，元叙事是先在的、自明的，元理论则是关于基源、本根、本质等的反思，也可称为基础理论。在社会转型期，元理论总是处于十分活跃的状态。它就像“轴心时代”的问题，引发人们不断回到自身。文学理论越是思考前沿问题和热点问题，越是能产生格外强烈的回到基本问题的冲动。

　　新时期文学理论不是一个人、几个人的贡献，而是一代学人集体智慧的结晶。钱中文、童庆炳、陆贵山、胡经之、陈传才、王元骧、杜书瀛等，以信念为支撑，以学术为生命，为新时期文学理论建设投入了持续的热情和精力。他们凭借对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的原创性思考，累积起一个时代理论之思所达到的高度。在他们看来，基本问题 “不仅是一门理论学科得以确立的根基，而且也是我们理论创新、学科发展所首先要探讨和解决的最关键的问题”（王元骧：《审美超越与艺术精神》）。由此形成了新时期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聚焦基本理论问题，在对时代挑战的不断回应中调整、更新和深化文学理论的知识讲述。从对直观反映论、形象认识论和政治功利论的文学理论的反思到审美反映论、审美意识形态论、主体论、象征论文艺学等的出场，对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的探索实现了具有本土意识的理论创新。

　　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的核心关乎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现在一些人把“文学是什么”这类提问视为本质主义而放弃了。然而，被放弃的问题仍然是问题。因为，无论哪种研究，其动力都根源于对“对象是什么”的追问。重要的不在于问“对象是什么”，而在于在怎样的思维和知识系统里呈现问题。“文学是什么”是文学理论的一个基源性问题，文学理论无论在怎样的层面都离不开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正因为如此，曾认为文学根本没有什么本质的文艺理论家伊格尔顿在晚近的著作《文学事件》中重启对“文学是什么”的追问。

　　新时期以来围绕文学本质问题的探讨具有特殊的意义，带来了文学理论观念的变革和思想的活跃。人们通过对“文学是什么”问题的重新追问，寻找新的文学解释模式，“审美”作为文学的内在规定成为这一时期许多学者解释文学的自觉选择，这是文学理论摆脱他律，走向基于自身探讨的开始。历史地看，如果没有这一时期围绕文学本质问题的探讨，文学理论研究的范式转变和话语更新就可能是空中楼阁。

　　第二，将创新作为文艺理论研究的自觉追求和理想境界。

　　创新是新时期文论家的自觉追求和理想境界。文学理论的创新既不是名词术语的横向移植或变相表达，更不是对异域理论的简单套用。创新是要解决问题的，正是层出不穷的问题，带来了理论创新的动力。理论不是象牙塔里的谈玄思辨，而必须与历史的进程保持某种平衡感。唯其如此，新时期文学理论才能葆有清醒的问题意识，以创新为自觉追求。

　　首先是观念的创新。新时期文学理论的观念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一是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二是克服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或个别观点、结论来简单、机械地演绎文学理论知识的弊端，把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精神”具体化为文学研究及理论思考的灵魂与血肉，从而实现理论研究的守正创新。

　　其次是方法论的创新。就是通过“历史的”与“美学的”观点，“美学的中介”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文学本体研究结合起来，与对文学的独特对象、内容和形式的研究结合起来。既要在历史、社会和文化的宏观背景下厘定每一种文学观念、理论主张的特点和价值，恰当归属这种文论在整个文论系统中的位置，又要微观具体地深入文学文本之中，在细读文本的过程中发现、提炼具有意义和症候的文学理论命题。

　　钱中文努力从历史的实践维度把审美意识形式的历史生成视为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的基础；童庆炳在向西方最新文论、中国当下文学实践开放的同时，格外看重文学理论的审美维度；陆贵山以宏观辩证的视角考量每一种理论、学说，大道理、小道理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从而恰当定位这种理论、学说、大道理、小道理在其建构的宏观文艺学中的位置；胡经之以人的感性存在为本体建构起文艺美学的学科体系，是贡献给世界人文学术的生存论智慧；陈传才格外看重文学的社会本质和审美本质的辩证关系，力求实现对文学艺术的全方位、多层次把握；王元骧深耕文学理论基本问题，从审美反映论到艺术实践论，再到审美人生论，形成了特色解释框架和知识体系；杜书瀛不为理论时尚所动，旧话新说，为当代文论的最新发展留下了一串踏实的脚印。

　　一代学人坚定的理论自信和学术自信，来源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的深刻理解，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文学问题的深刻自觉。他们将哲学的思维与智慧创造性地融入文学及其理论研究，释放出难以磨灭的思想锋芒和精神能量。这些年来，受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影响，很多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较少关注文学的基本理论问题，而乐于追逐被制造出来的“文学事件”，在一个又一个动人的“文学景观”和“前沿话题”面前，理论以及理论所携带的思考被表面化、泡沫化了。在这样的氛围里，钱中文、童庆炳、陆贵山、王元骧、胡经之、陈传才、杜书瀛等一代学人的理论贡献就显得弥足珍贵。

　　第三，面向文学艺术实践这个理论创新的“源头活水”。

　　新时期文学理论有效地解决了理论自身的空转问题。文学艺术实践是文学理论创新的“源头活水”，唯有直面文学艺术实践提出的新问题而展开新的探索，才能不断丰富文学基本理论的底蕴、底色，强化基础理论的宽度、厚度和敏感度。为此，新时期的文学理论家总是在参证、体悟文学艺术实践的基础上提炼、升华文学理论命题；同时，格外看重理论在解释文学艺术现象时的方法论意义，做到不拘泥于细枝末节，不走向纯概念的推演，不变成自说自话的“独白”，力求做“视野宏阔、思维辩证、直击问题本质的理论探险者，不断以新的研究成果回应文艺实践提出的问题”（杨英杰：《以问题为导向推进文论创新——文艺理论家陈传才访谈》）。

　　今天的文学艺术实践发生了不同于以往的变化。图像转折时代的来临带来了文学理论向图像理论的拓展，希利斯·米勒曾经预言未来的文学理论是一种混合型的文学理论，即融合各种媒介而成的文学性理论；网络文学在短短的20年时间里借助网络的翅膀实现了从构思、设计、生产到评论的全新转变，传统理论与批评已经无法对此做出回应，实践急需网络文学理论与批评话语的生成；元宇宙、AI时代、人工智能以及后人类情境再一次凸显了技术理性一路凯歌之下的人文忧思。面对新的社会文化现实，当代文学基本理论的概念、视角、方法、价值取向以及知识学模式必将发生深刻变化。然而，变化并不意味着基础理论提出的问题被终止或放弃，它们将作为人类历史长河积淀下的生存智慧参与当下文艺理论与批评的建设。正如钱中文、童庆炳在《新时期文艺学的建设和展望》一文中所言：“任何一种新型的理论形态的建立与发展，都要以前人提供的‘思想资料’为基础的。新时期的文论，作为一个良好的开端，它们无疑可以成为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前期成果；而作为丰富的思想资料，它们无疑将汇入新世纪的新的理论创造之中。”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近40年文学理论知识生成机制的反思性研究与文献整理”（19BZW00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