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总凑”之地，敦煌不仅是多民族汇聚之地，也是中外使节和商人长期生息之地，更是东西文化交融荟萃之地，其兼容并蓄的文化渗透到当地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工艺美术是手工业发展的高级形态，其中积淀、蕴含着各历史时期的审美意识、造物思想、技术发展和文化交流等因素，凝结和融汇着数千年的智慧经验、思想体系与创新精神。敦煌石窟中散布着丰富的社会生活形象资料，藏经洞出土了诸如彩塑、纺织品、刺绣、书籍及漆木器等众多工艺美术实物，敦煌文书中也有大量与工艺美术相关的工匠、工艺制度、名物等信息。这些图像、实物、文献反映了中国古代丝绸之路工艺美术的发展状况、面貌和特征，也是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材料，对其进行整理研究，不仅可以为中国工艺美术史研究提供新材料、补充新内容，也可为呈现敦煌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积极作用提供具体化、客观化的成果。

图像史料：再现中古时期造物文脉

　　敦煌石窟现存壁画约有五万平米，其营建历时千年，完整地记录了中古时期现实社会不同阶层人们生产生活、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同时也再现了古代器物、家具陈设、服饰、纹样等诸方面设计造型及风格发展变化，反映了中西造物设计的相互影响与融合发展，其画面的真实性和强调日常生活细节的特性，都可为中国古代工艺美术的研究提供重要的图像史料。

　　敦煌石窟中保存了数以万计的古代服饰资料，不仅数量巨大、内容丰富，且序列完整，反映了不同时代、民族、阶层的衣冠服饰的基本面貌。绘于石窟中的9000余身供养人画像都是真实描绘的人物肖像，既有高官显贵、高僧大德，也有平民百姓、普通僧尼，匈奴、鲜卑、吐蕃、回鹘、于阗、西夏、蒙古等少数民族人物汇聚一堂，他们所着衣饰，大部分描绘结构清晰，华丽精致，反映了中古时期服饰的时代特色与发展演变。石窟内佛、菩萨等神祇服饰虽与真实生活有一定差距，但也是研究外来服饰民族化改造和中西服饰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料。以往的中国服饰史研究中，敦煌石窟服饰资料的重要性已经凸显，沈从文、周锡保、孙机、段文杰等人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都对其有所利用。近几年北京服装学院的研究团队在梳理研究的同时复制出具有代表性的敦煌服饰，也有设计师将敦煌服饰特征融于潮流服饰的设计开发，在国内、国际舞台展示具有东方美学传统服饰的独特魅力。敦煌服饰资料的价值不仅凸显于中国服饰史的建构与充实，对当代服饰设计也有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作为日用品的中国家具多为木制，易损耗，因材料原因在古代家具研究中宋以前的家具实物非常少见，因此不得不依赖绘画等遗存的帮助。敦煌石窟的故事画和经变画中描绘了许多室内场景，展现了中国古代室内家具和陈设的样貌。这些家具图像种类丰富，包括卧具（床、榻），坐具（席、绳床、胡床、椅、墩、筌蹄、木杌、佛座），承具（桌、案、几），屏具（屏风、围屏），庋具（函、柜、箱、盒、奁），架具（经架、灯架、衣架、莲花架、手巾架等），陈设装饰（帷幔、椅披、桌帘、桌围、帐、褥、枕、隐囊、地毯等），不仅生动展现出中古时期中原与西域地区的家具形态，也见证了中国人起居方式的千年演进以及本土家具与外来家具样式的融合发展。在以往涉及家具史的研究中，敦煌石窟的家具图像资料一直是重要的图像证据，对于北朝到宋元时期家具史的建构与深入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莫高窟五代第98窟节度使曹议金家族贵妇服饰 作者/供图

■莫高窟初唐第220窟帝王冕服与群臣朝服 作者/供图

　　敦煌石窟中描绘了大量的日用器物和佛教供器，如各类玻璃器、金银器、漆器、盘、碗、灯具、玩具等日用器物，菩萨、弟子和供养人手中拿的净瓶、花瓶、香炉等供器。敦煌壁画虽描绘的是佛教艺术，但壁画中的器物图像都是从当时生活中汲取素材进行描绘。例如窟中描绘的数百件玻璃器皿，其中一些的器形、颜色、大小和纹样与同时代出土的玻璃器皿相吻合，证明敦煌石窟的画工在描绘这些器物时，是以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器物为摹本，这些图像是研究中古时期器物的形态造型、文化信息的重要资料。对这些图像进行分类排比、绘制图谱，并将其与出土文物、其他石窟和墓葬中同类图像进行对比分析，就可能勾勒出各种类型器物的基本特征、发展演变以及中外器物设计相互碰撞、影响的痕迹。

　　在敦煌石窟中，具有装饰功能的图案是石窟艺术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敦煌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兼容并蓄的文化特性，使敦煌图案的题材极其丰富，花草、飞禽走兽、几何、云气都可看到，囊括了通常所见装饰中所有的形式，因此敦煌石窟也是一座古代装饰图案的资料库。敦煌图案不仅“窟窟有匠意，壁壁有创新”，且承继关系明确，发展脉络清晰，不仅展示出古代建筑、染织、服饰、佩饰等方面的装饰风格及制作工艺的发展变化，也反映了中西装饰艺术交流和融合发展的状况。例如，中国传统装饰系统中最具大唐风范的宝相花，其形成过程与发展序列在敦煌图像中就可以看到，从印度传来的莲花纹样，进入敦煌石窟以后，外来的影响痕迹逐渐减弱，更多地吸取了来自汉地的风格和传统，又吸收融合了忍冬、牡丹、茶花花形和葡萄、石榴的造型，兼容中西纹样于一体，最终熔铸出中西合璧、浑厚大气的宝相花。敦煌图案既有鲜明的外来文化的浸染，又与中原传统文化有割不断的联系，是丝绸之路沿线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文化丰碑，因而在中国工艺美术史的建构中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献史料：揭示晚唐五代匠役制度

　　在古代工艺美术研究中，文献可以解说实物和图像，补充图像和实物不足的缺陷，其功用不可替代。然而，史料的缺乏却是中国工艺美术史研究中突出的问题。古代文献虽浩如烟海，但中国人更看重经邦治世、典章制度、道德学术等大事，而工艺美术所属手工业相关的文献史料极为罕见。相比而言，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中有关工匠、工艺组织及名物等史料遗存较为丰富，为揭示敦煌工匠的基本状况、工艺制度、工艺产品等相关问题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工艺品从设计、制作到使用，都与人的关系紧密，其研究避免不了要涉及相关的设计师、制作者和使用者，但因为相关记载的匮乏，在实际的研究中这些信息的获知十分困难。但敦煌文献和石窟供养人题记中有不少关于敦煌工匠的记载，如记载和歌颂建窟功德主的碑、铭、赞、记资料中有关“良工”和“巧匠” 的描述，官府和寺院的收支账目中关于工匠的役使和供给记录，籍账类文书中有关于敦煌各类工匠称谓的记载。敦煌文献中的工匠技术级别涉及都料、博士、匠、生等，如S.6452《辛巳年十二月十三日周僧正于常住库借贷油面物历》是发现于藏经洞的便物历，年代为982年，其中记载：“廿九日，粟两硕于氾都料边买银子用”，“壬午年正月三日，酒壹翁，打银碗博士吃用”。从此文书中我们可以获知晚唐五代时期敦煌从事金银器皿制作的工匠称为博士，在金银器工艺行业中还设有都料之职。都料一职在敦煌文献和石窟题记中多有出现，根据姜伯勤、郑炳林、马德等人的研究，都料主要存在于规模较大或技术水准要求高的行业中，在唐五代敦煌手工艺行业中地位高于其他级别工匠，处于领导地位，通常由官府任命。这些体现工匠职业类别、技术级别等相关情况的文献材料揭示出晚唐五代敦煌高度组织化的手工艺制作环境。

　　根据敦煌文献的记载，唐五代时期的敦煌店肆林立，手工业种类繁多，行业间区划分严格。为了对这些手工业进行有效管理，归义军政府设置了一系列专门的管理机构，例如行市设有专门的市壁师管理，管理纺织业的是宅司，各宅设有宅官、判官，宅官一般由押衙兼任，而宅务一般由都头担任。还有一种作坊司也是管理手工业的官府机构，在敦煌文书中记载较多。例如，敦煌文书P.3347《后晋天福三年（938）张员进改补充衙前正十将牒》反映出在作坊工作的工匠是按队划分，工作优异者担任队正、队副及可以擢升衙前正十将，充列到将官体系。此类文献为我们了解敦煌手工业制度方面的问题提供了资料，如果以更广阔的视角将其与唐宋时期中原及其他地域的工艺制度进行对比研究，将有助于对中国传统工艺体制形成更加深入的认知。

　　此外，敦煌文献中各种簿册、字书等杂用文书数量较多，其中在一些寺院籍账、什物历、破用历、入破历、贷绢契、唱衣历、施入疏等文书中保存有具体的器物词汇，内容也非常广泛，涉及服饰、家具、器物、交通工具、纺织品等，是弥足珍贵的名物研究资料。如《俗务要名林》残卷是流行于唐代的通俗词小词典，内容所及大多与名物有关，其中不同的部类联系着不同的知识领域，如男服、女服、采帛绢布与唐人的服装与纺织生产有关，珍宝与工艺器物有关。《杂集时用要字》内容也涉及衣服、靴器、冠帻、车、鞍、门窗、舍屋、屏障、花钗、彩色、缬等名物。敦煌文书P.3432正面为龙兴寺点检历，由“龙兴寺卿赵石老脚下，依蕃籍所附佛像供养具并经目录等数点检历”起始，说明是敦煌吐蕃时期的寺院财产目录，其中内容涉及工艺美术品有彩塑、幡、金银器、香炉、家具等。名物的考索，表面上是追本溯源、名称考订，实际上是对器物的设计思想、材质、结构、装饰、形制予以综合分析，进而揭示其发展演变的脉络轨迹，诠释隐藏其中的文化内涵。敦煌文献中与工艺相关名物资料的解读阐释不仅可以丰富我们对古代器物文化的认知，更能以小见大、察微见著，为中国古代工艺美术史的研究提供新的佐证材料。

实物史料：呈现中古时期工艺技术

　　敦煌工艺美术实物史料主要有彩塑、纺织品、藏经洞书籍装帧、漆木器、竹木硬笔书写工具等，虽不如图像遗存品类丰富，数量多，但因是出土文物，来历可靠，年代明确，不仅能为工艺美术研究提供可靠的实物依据，也为复原古代的工艺技术提供了真实可靠的基本材料。

　　纺织品通常是工艺美术研究的重点，因其不仅仅是一种质料，是含有重要工艺与艺术信息的实物材料，如纤维的种类、染料的工艺、织造的结构、刺绣的针法等；同时，它又是艺术设计作品，蕴含有色彩、图案、款式、题材等信息。敦煌是中国古代纺织品遗存的主要出土地，莫高窟出土了为数不少的纺织品，藏经洞也保存有一大批丝绢制作的绘画、幡、巾栉等工艺品。这些纺织物的品种非常丰富，丝、麻、棉、毛无一或缺，丝织品中当时常见的绢、绮、绫、锦、妆花、缂丝等织物及染缬、刺绣等都有出土，且常见于内地的如定绫、吴绫、川锦等这些丝织名品都在其中，涵盖了当时丝绸生产技术的方方面面。此外，敦煌出土的纺织品的图案也极为丰富，其中还有不少可以与壁画上的服饰画案相对比。这些遗存为研究中古时期的纺织材质、技法、图案纹样、印色染色以及工艺复原等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实物依据。

　　敦煌彩塑也是敦煌工艺美术实物史料中的重要遗存。由于鸣沙山的崖壁是粗糙的砾岩，不易雕刻，所以古代的工匠就地取材，发展了敷彩的泥塑，工艺成熟独特。敦煌石窟保存的古代彩塑之多、历时之久、技艺之精，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比较罕见。各时期不同风格的彩塑艺术，反映着不同时代的工艺技术、艺术表达、时代审美的发展变化，为我们研究中古时期彩塑工艺和发展提供了实物材料。

　　藏经洞出土有从4—14世纪的5万多卷文献，其中装帧设计的式样十分丰富，有卷轴装、梵夹装、旋风装、经折装、包背装、粘叶装、缝缀装、蝴蝶装、线装及一些尚待研究的装帧形式的发现。有一些装帧方式已经湮灭于历史。这些材料的发现丰富了我们对古代中国书籍装帧史的认识，也值得关注。

　　总体而言，敦煌工艺美术史料是一支重要的造物文脉，是中华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资源。敦煌工艺美术史料已经较早地介入古代工艺美术的研究中，成为描述和建构完整中国设计史的重要材料，如何利用丰富的敦煌工艺美术史料，也是今后中国工艺美术史研究的重要课题。

　　（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冷门绝学”研究专项课题“敦煌工艺美术文献整理与研究”（2021ZJX002）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