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深入学习贯彻、阐释解读党的二十大精神，中国社会科学院团委、中国社会科学网联合开设【社科青年说·二十大精神笔谈】栏目，邀请青年专家学者，结合自身理论和学术优势，聚焦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新观点、新论断、新思想，聚焦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系统化、学理化阐释。

　　陈相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稳定同位素生物考古学与碳十四年代学，致力于科技考古与考古学的结合。主持2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参与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作为主要任务责任人参与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中华文明探源研究项目”生业课题与年代学课题。在国内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40余篇，相关研究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转载，并被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等媒体报道。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创新理论的“根”。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论述，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要求我们充分认识中国考古工作的重要意义。

　　中华大地自人类出现以来，尤其是距今一万年左右的农业文明起源之后，分布在广袤地理空间里的先民社群，面对不同的气候条件和资源禀赋，因由文化传统、技术特点，创造出了多支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它们呈满天星斗之势，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的源头。公元前四千纪，不同区域的古文化继续发展，中华文明开始进入古国文明阶段。以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西辽河地区为代表的古国文明，在相互竞争的同时，交流、碰撞、融合逐渐加深，在物质文化、精神气质和社会结构层面既相对独立又彼此关联。它们和中华大地的其他古文化一起，发展出了共同的文化基因，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文明丛体——“中国相互作用圈”。考古学家将这种文化格局概括为“多元一体”的“最初的中国”。

　　近些年来，考古学界逐渐认识到，中国相互作用圈内部不同地域的社群都有着自身独特的文明化演进过程、方式和机制。在对各地文明化演进过程进行深入的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再进行融会贯通的综合分析已经成为当前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工作的重点。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提出的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为中国乃至世界文明起源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组经过二十余年的努力，以马克思主义“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文明观为视角，从中国考古学的基本实践出发，提炼出了认定文明产生系列标准的中国方案。第一，史前农业取得显著发展。第二，手工业技术取得显著进步，部分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手工业专门化，并被权贵阶层所掌控。第三，出现显著的人口集中，形成了早期城市。第四，社会贫富、贵贱分化日益严重，形成了掌握社会财富和权力的贵族阶层。第五，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出现了踞于金字塔顶尖，集军事指挥权、社会管理权和宗教祭祀权力于一身的王。第六，血缘关系仍然保留并与地缘关系相结合，发挥维系社会的重要作用。第七，暴力与战争成为常见的社会现象。第八，形成了王权管理的区域性政体和服从于王的官僚管理机构。

　　这一方案是新时代中国考古学的一大贡献，不仅适用于中国，也符合世界其他地区的情况。其中，中国方案将王权的产生和作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都城的出现认定为国家出现的最大特征，没有刻意强调冶金术和文字，体现出中华文明之于世界文明而言既是特殊的，也是普遍的。这是中国考古学对西方考古学文明起源研究的丰富和发展、对理解世界人类文明理论和实践的丰富和发展。

　　需要指出，西方考古学界曾经总结出一些认定文明起源的标准，这些标准大多未考虑中华文明起源的特点，之于其他地区的适用性也需要评估和检验。比如，因为夏鼐先生的引介而被中国考古学界熟知的城市、文字和冶金术文明起源“三要素”便主要是根据古埃及文明和两河文明的考古材料概括归纳得出的。

　　大量考古发现和研究证实，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是早期中国文化圈内部交流、碰撞和融合的产物，也是不断吸纳域外文明有益成分并将之本土化、中国化的结果。即便在距今数千年甚至更早的史前时代，远古先民的跨区域文化交流互鉴也并未因地理隔离而被限制。例如，以良渚文化为代表的古国文明繁盛之时，位于西北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已经开始突破地域的限制，向西打开了中华文明与外部世界交流的通道。随后，以齐家文化为代表的青铜文化在与黄河流域考古学文化互动的同时，继续西渐，通过河西走廊、新疆等地与中亚、西亚、南亚和欧亚草原早期青铜文化保持频繁的交流和互动，横跨欧亚非大陆的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由此形成。以黄河流域为重心的中华文明在与域外文明实体互动的过程中，引入了冶铜技术、麦类作物、牛羊、马和马车。这些新的知识、技术和物种的本土化，为中华文明的早期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考古研究还证实，中华文明在吐故纳新的同时，本土的驯化物种以及与之相伴的技术、知识与观念也随着跨区域的文化互动向外播散，深刻影响了世界文明。考古实证，北方地区先民驯化的粟、黍等农作物伴随着人群迁徙和文化互动，大约于公元前三千纪至公元前二千纪或者略早，在东北亚的朝鲜半岛、蒙古高原、俄罗斯远东地区与西伯利亚米努辛斯克盆地等地被陆续栽培利用，并主要通过中国西北地区向南亚次大陆的印度，欧亚草原中部的西天山地区，近东地区的伊朗与土耳其，黑海沿岸的格鲁吉亚与阿塞拜疆，以及欧洲的希腊、意大利、法国、捷克、德国、波兰、乌克兰等地广为传播，被欧亚大陆青铜时代与早期铁器时代的畜牧种植人群、游牧人群与农业人群纳入当地的生业经济系统。

　　同样在大约公元前三千纪至公元前二千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广为种植的稻米和饲养的家猪，不仅出现于福建、中国台湾、广东、广西等东南沿海地区的海岸、岛屿文化中，还以此为中转站继续向日本列岛以及东南亚的越南、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以及南太平洋岛屿地区传播，构成了南岛语族食物生产的主要内容。值得注意的是，东南亚一些遗址还发现了牙璋、玦形器等体现中华文明制度与观念的物品，DNA研究甚至揭示出南岛语族人群的起源很可能与中国东南沿海人群的南向扩散直接相关。粟和黍的西渐、稻米与家猪的南传，开拓了一条条互通有无之路、共同发展之路，可以视为是史前时代的“一带一路”。这为历史时期丝绸之路和海洋丝绸之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些驯化物种以及相关知识、技术和观念传播为代表的文化互动与人群迁徙，拓宽了不同地域人群食物资源的种类、促进了人口的增长、推动了人群的融合，并最终深刻影响了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和文化面貌。

　　考古研究建构的中华文明发展史深刻启示我们，“文明的繁盛、人类的进步，离不开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离不开文明交流、互学互鉴”。历史呼唤着人类文明同放异彩，不同文明应该和谐共生、相得益彰，共同为人类发展提供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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