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深入学习贯彻、阐释解读党的二十大精神，中国社会科学院团委、中国社会科学网联合开设【社科青年说·二十大精神笔谈】栏目，邀请青年专家学者，结合自身理论和学术优势，聚焦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新观点、新论断、新思想，聚焦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系统化、学理化阐释。

　　吕厚量，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室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古希腊罗马史学研究。已出版英文专著Xenophon’s Theory of Moral Education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5)；中文专著《古希腊史学中帝国形象的演变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已发表论文有《希罗多德波斯史及其对古希腊知识精英波斯观的塑造》（《历史研究》2014年第1期）、《再造罗马：晚期罗马多神教知识精英的历史叙述》（《历史研究》2011年第4期）。独立译著有罗纳德·塞姆《罗马革命》（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威廉·麦克尼尔《汤因比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这为世界史领域的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破除“西方中心论”话语体系，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史学术体系，提供了思想指引和重要遵循。

　　自1949年以来，我国的世界史研究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以苏联为师”和改革开放初期大规模引介欧美日史学论著、学派理论方法的阶段。我们应当看到，上述两个发展阶段，一方面，为我国世界史学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成长准备了人才、机构与理论基础；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我国世界史学科在其成长初期所暴露的一些盲从性与被动性。这些消极因素对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历史视野、思维方法与话语模式自然会产生一定负面影响，从而构成世界史研究领域内“走出去”和“引进来”相关工作的桎梏。

　　从历史视野上看，嫁接苏联、欧美世界史学科教学、科研体系的客观事实使得世界史科研工作者们在摆脱“西方中心论”话语体系方面需要克服更大的困难。在后殖民主义、文化相对主义、全球史观等所谓新兴文化思潮的影响下，破除“西方中心论”惯性思维的必要性，早已成为包括进步西方史学家们在内的全世界史学工作者的基本共识，但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必然是建立一套能够体现不同地域、不同族群、不同文化传统对世界历史的贡献与影响力的、合乎客观史实与逻辑公理的世界通史叙述与解释体系。在缺失这样的科学、理性历史观指导的情况下，学者们对“西方中心论”陈旧思想的批判就会变得无的放矢和流于空泛，既无法准确把握亚非拉、大洋洲古代与近现代文明在世界历史长河中真正的地位和作用，又无法承认、理解西方文明对世界历史的客观贡献与在特定历史时期（如工业革命时期）所占据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体系中心地位，最终必然会陷入回归“西方中心论”谬说，或以另一种同样偏激的文明中心论取而代之的死胡同中去。这些偏颇、片面的历史观是无法指导我们完成引进真正优秀的国际史学前沿成果，以及建立能让国际史学界信服、具备国际影响力的中国世界史学术体系的艰巨任务。

　　从思维方法上看，对苏联、欧美经典著作的高度依赖性容易令我国世界史领域的史学工作者，尤其是理论思维能力和文献功底较弱的青年学者们将自己的分析与思考建立在外国学者既定的问题意识之上。但外国学者的问题往往是在自身所处时代与文化背景之上提出的。这些话题有时候并不易于被思维方式、生活环境迥异的中国读者所把握，也难以准确回答国内史学爱好者们真正关心的、世界历史领域内对中国读者具备参考、借鉴与启示意义的重要问题。这种囫囵吞枣、沿袭旧有问题意识的思维方式容易制造学术“洋八股”，构成一种失败的“引进来”，也无法在“走出去”的过程中真正对国际史学界的重大理论问题作出体现中国学者视角的学术创新。

　　从话语模式上看，过度模仿西方史学术语、文风的做法严重损害了个别国内世界史领域的专著、论文与译著的可读性与文化影响力。句式的严重欧化、生硬别扭的汉译方式和盲目求新求怪的术语堆砌使得一些作品几乎不堪卒读，直接损害了世界史学科在国内学术界的声誉和文化影响力。这些自身在形式与表述上存在严重缺陷的研究成果自然无法承担起“引进来”与“走出去”的文化历史使命。

　　为了摆脱上述困境，21世纪的中国世界史学科应当努力建设一套既具备中国特色、又能够充分吸收国外史学前沿成果的学术体系。我们一方面要继续研读、翻译欧美日韩等国的重要史学著作与前沿学术成果，介绍富于启发性、借鉴性的最新研究视角，并利用国人乐于接受的语言与形式表述出来，让国际学者们提供的先进世界史研究方法、理念与观点为我所用，融入中国知识分子与广大史学爱好者的历史记忆，从而帮助国人更加深刻地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数千年文明史长河中的发展历程；另一方面也要充分体现我国世界史学者的原创性与民族性，让中国学者的声音在国际世界史学界占据一席之地。

　　事实证明，通过使用世界史内部各学科的国际交流工作语言撰述原创性学术成果，积极参加各种高质量的国际学术会议，中国的世界史学者是能够获得向全世界学者介绍自己的研究心得，同一流国际史家进行平等对话、交流合作的宝贵机会的。仅就笔者所从事的希腊罗马史学科而言，经过了改革开放以来四十余年的学科建设与文化交流，国内学界已在外文资料储备、古希腊文与拉丁文教学、国家公派博士留学生人才培养和国际古典学学术会议的参与度等方面逐渐向世界先进水准靠拢，并展示出了持续发展壮大的可喜潜力。尽管学术探索的道路上布满荆棘，但只要世界史领域的广大学者们肯于吃苦，善于学习，勤于反思，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就一定能在我们辛勤耕耘的史学园地中有所收获，有所成就，为我国的世界史学术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微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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