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科斯·科尔德罗·皮雷斯（Marcos Cordeiro Pires）/文

　　白乐/译

　　ChatGPT正在以其独有的方式改变着教育界、新闻界等行业的生存现状。从国际层面而言，ChatGPT在国际关系中的使用也将影响一国的行为方式及各国之间的交往模式。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作为政治武器使用频率的日益增加，人们不得不担忧ChatGPT可能带来的恶意国际行为及相关隐患，学界也因此呼吁建立一个国际多边互联网监管机构，并将网络信息治理纳入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之中。

　　ChatGPT可能用于非法国际军事行动

　　ChatGPT的问世带来了聊天机器人开发技术及其应用的竞争热潮。除了OpenAI，其他科技巨头也面临相继开发聊天机器人产品的压力，并推出了一些富有特色的产品，包括ChatSonic、Jasper Chat、CharacterAI、YouChat、Perplexity AI和Replika等。中国字节跳动公司TikTok正在其自主人工智能系统下开展类似ChatGPT的相关研发，同时，百度、腾讯和阿里巴巴等中国领先科技公司也开展了相关研发。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下ChatGPT引起如此大规模市场反应的同时，人们也可以被诱导利用ChatGPT以过激的方式行事，甚至比在Facebook、Twitter、YouTube和Instagram等社交媒体中进行算法营销以获取不当利益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恶意国际行为方面，计算机病毒对数据信息及国家秘密泄露带来的影响值得各国深思并警惕。例如，震网病毒（又名Stuxnet病毒）是一种最初针对伊朗核设施系统、意在摧毁伊朗核计划而编写的计算机“蠕虫”，后来变异并传播到全球工业界和能源生产设施之中。2010年，Stuxnet病毒通过恶意软件被植入电脑系统，首次被用于破坏伊朗的一座铀浓缩工厂，在实战中取得了巨大成功。这是已知的第一种能够破坏计算机硬件的病毒，美国国家安全局、中央情报局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是该病毒的创建者和幕后推手。

　　在其他一些案例当中，互联网被用来控制并组织由极右团体或西方政府领导的所谓“混合战争”或“颜色革命”。在乌克兰的“橙色革命”、中东的“阿拉伯之春”、巴西总统罗塞夫弹劾案、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竞选之中，Facebook、Instagram、YouTube、Telegram等社交媒体被操纵，以政治目的在民众中制造大规模反应。

　　当前热度较高的聊天机器人也可以通过被刻意编程用来散布虚假政策信息或用于相关非法行动。在这一方面已有不少例证。2016年，在英国脱欧公投期间，一个名为“Brexitbot”的聊天机器人被用来传播关于脱欧好处和留欧风险的虚假信息。2017年，在法国总统大选期间，一个名为“Marinebot”的聊天机器人被用来传播有关马克龙政治倾向和个人生活的虚假信息。2021年，一个名为“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的聊天机器人被用来传播针对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仇恨言论的虚假信息并煽动暴力。必须意识到，ChatGPT的应用也面临着网络犯罪、在线勒索、间谍活动等隐患，并可能用于制造混乱、散布阴谋论甚至引起目标国家的军事反应。

　　技术行为须基于人道主义观念加以限制

　　无论何种类型的作品，都能反映出创作者的自身特点。因此，一个用大量基于英语创建和传播的信息进行训练的机器学习程序无疑将反映其创建环境的文化、思维和政治思想。因此，美国及西方社会中存在的对其他国家的偏见也必然将反映在ChatGPT的内容输出之中。如果未来世界上爆发新的战争，聊天机器人也可能成为少数霸权国家用来巩固政治和军事战线的意识形态工具之一。

　　毫无疑问，美国国家安全系统的监控能力高度发达，涉及层出不穷的新应用和传统技术如手机监听和电子邮件跟踪、远程监控范围相当之广的 “分布式卫星系统”。长期以来，美国主导着巨型海底互联网电缆的研发与建设，这些电缆的起源和节点经过了许多与西方政治和军事联盟有联系的国家，成为美国从这些国家获取大量情报信息的源头。

　　政治经济学中有一个关于社会技术特征的经典讨论。一些学术流派例如“技术中性论”将技术定义为“中性”的工具和手段，即认为技术本身没有善恶之分，技术的价值取决于其社会应用。例如锤子的使用方式取决于使用者，使用者可以将其用于钉钉子或用作武器（例如作用于人的头部）。其他观点认为，技术不是中立的，因为除了在当前特定的使用逻辑下被应用，技术还创造了某种适合其应用的社会形态。利用生物技术实现基因操控即是一个典型例子，当我们对其进行道德评判的时候，应考虑多重因素。积极的一面是，如何利用转基因种子提高农业生产力；消极的一面是，克隆人类胚胎是否有可能被用来建立一个优越的种族或培育人类器官。因此，为使群众和环境的利益优先于主导当今世界政治的狭隘主义和功利主义，技术行为必须基于人道主义的道德观念施加限制。

　　互联网呼吁国际多边监管机构

　　在信息媒介的助推下，由特定社会创造的技术创新得以在全球传播。例如，汽车技术最早在德国出现并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类似地，钢铁生产带来的贝塞默工艺、随石油化工出现的有机化学工业技术以及疫苗生产技术等，经过长时间的专利保护后被广泛传播。远洋航行、电信、民航、邮件、疫苗等技术的应用超越了国界，而这些行业都有与联合国体系相关的监管条例。相关监管机构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国际海事组织（IMO）、国际电信联盟（ITU）、万国邮政联盟（UPU）、国际劳工组织（ILO）等。然而，互联网作为当今社会的核心重大技术，到目前为止却没有相应的国际多边监管机构，只有自治委员会及自我监管的机构，而这些委员会和机构实际上都由美国控制。

　　全球信息的充分自由流动基于综合的全球互联网数据传输系统之上。通过有效的网络信息治理来确保国际安全，应从两大方面入手。第一，每个国家都应有足够的自治空间来确定其网络信息治理的优先事项，以保障其国家主权、社会稳定和人民健康。第二，正如目前各国的民航、卫生、电信和商业等行业已经实现跨国化治理一样，全球网络信息治理也应纳入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之下。

　　遗憾的是，华盛顿政府阻止了一些国家试图通过谈判建立国际互联网监管机构的努力。全球互联网监管涉及名称认证、实体结构和技术编程标准。尽管这些环节至关重要，但更为关键的是，必须对互联网进行跨国集体管理，以遏制少数国家大型科技公司的巨大权力，阻止其在社会、商业和政治领域操纵全球不同国家公民的可能性。在当今世界，互联网作为一种国际公共产品已成为人类的共同利益。如同电力、电话或疫苗一样，诚然，它需要一个相对自由的存在空间，为改善普通人的生活条件带去便利。然而，它不能任由任何巨头公司或任何国家的小群体利益摆布。在这个意义上，在联合国框架内创建一个特定的机构实现全球互联网的统一监管是一项各国面临的紧迫任务。值得记住的是，技术发明与创新一旦成熟，就会很快走向公共领域，却没有人为这一行为收取相应的版税！

　　（作者系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