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深入学习贯彻、阐释解读党的二十大精神，中国社会科学院团委、中国社会科学网联合开设【社科青年说·二十大精神笔谈】栏目，邀请青年专家学者，结合自身理论和学术优势，聚焦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新观点、新论断、新思想，聚焦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系统化、学理化阐释。

　　李政君，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研究室副研究员，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研究中心秘书长。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学史、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出版专著1部，在《中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20余篇，参与或主持科研项目多项。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培育壮大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推动中国历史学深入发展，对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实现从“自在”到“自觉”的转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范畴很广，不同学科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中国历史学作为自古以来即“蔚为大国”的一门学科，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同样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学科理论、概念体系和研究方法，为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提供了重要资源。从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发展史看，学界在某一具体领域、就某些具体问题进行的相关探索，已经触及了历史学“三大体系”问题。比如，长期存在于中国古代史领域的历史分期问题，特别是中国封建社会起讫问题，存在于中国近代史领域关于“现代化”和“革命史”的阐释范式问题，存在于中国世界史领域关于如何突破西方中心论的问题，等等。它们不仅关涉到如何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而且是必须解决的问题。不过，当时还没有构建历史学“三大体系”的理论自觉，相关探讨也多囿于历史学各分支学科之内，难以统合于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学科之下，因而称之为“自在”的探索更为适宜。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要“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迅即引起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各学科各领域学者的高度重视。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又勉励中国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要继承优良传统，整合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等方面研究力量，着力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此后，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愈益引起历史学界重视——相关研究机构陆续成立，学术会议纷纷召开，研究成果不断推出，如何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也逐渐从过去的“自在”问题转变成了“自觉”问题。随着学界有了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的理论自觉，相关探讨也随之有了更为高远的站位、更为宏阔的视野和更为系统的思维。

　　近代以来，中国几代史家都表现出要建立自己的史学话语权的愿望，但并没有获得实现这一愿望的充分条件。今天，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不仅为中国历史学研究提供了根本遵循，也为实现中国近代以来几代学人建立史学话语权的愿望，提供了真正的可能。

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否则“哲学社会科学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在过去一段时期内，受西方社会与学术思潮输入等因素影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史学界的指导地位曾受到不恰当削弱，唯物史观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的现象较为明显。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唯物史观在中国史学界的指导地位重新得到巩固，广大历史学者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守正创新，不懈努力，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断向前发展。但是，诸如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仍不时沉渣泛起，不断改换面目，混淆视听，影响着人们对于中国历史特别是对于中共党史和新中国史的认知。因此，我们仍有必要继续加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史学界的指导地位，特别是在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这种具有系统性和根本性的问题上。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首先要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不过这种坚持不能是教条式、机械式的，而应在深入理解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灵活运用于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相关研究中。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历史已经证明，片段截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只言片语作为真理，予以教条式、机械式地运用，对历史学的发展有害无益。同时，这种坚持也不是排他的，而应合理吸收借鉴其他有益的历史学理论与方法，真正做到守正创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包括世界所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积极成果，这可以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有益滋养。”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要坚持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实践、科学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它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先后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两个结合”，以全新的视野推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立足中国实际，包含着深刻的历史理论和历史思维，是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必须坚持的理论指导。

夯实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的实践基础

　　自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特别是2019年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以来，中国史学界对“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概念的内涵、外延及彼此关系，对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的方法、路径及着力点等问题，已经进行了较为深入探讨，也取得了比较积极的成果。不过，这些探讨多属理论性、方向性的，而对具体历史问题的实证性研究则相对较少。因此，如何将有关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构建的理论探讨，落实到对具体历史问题的实证研究当中，进一步夯实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的实践基础，是史学界应继续努力的方向。

　　重视对具体问题的实证研究，并不是排斥对理论问题的探讨，而是要通过扎实可靠的实证研究，来提炼概念、总结规律、构建理论。历史学是一门实证性的科学，任何历史理论、历史规律的提出，都应以对具体历史问题的实证研究为基础，否则就会流于空泛，失去信力。近代以来中国史学史上出现的诸如生机史观、生命史观、文化形态史观等，曾影响一时又都旋起旋灭的境遇，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必须立足实证研究，夯实实践基础。

　　重视对具体问题的实证研究，也不是提倡碎片化。偏重细碎问题，排斥宏大叙事的碎片化取向，容易让历史研究流于一盘散沙，不利于史学的健康发展，近年来已经引起学界注意。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它所强调的“具体”不是一盘散沙、各行其是的“碎片”，而是有机统合于历史学“三大体系”之下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要通过对这些重大问题的实证研究，提炼出具有标识性的史学概念，打造出具有影响力的史学话语。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

　　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的基础在学科，核心是学术，目的则是要打造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提升我们在历史解释上的话语权。而着力提升我们在历史解释特别是中国历史解释上的话语权，对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增强中华文明的影响力均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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