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不断推进，我们正在用中国之治来探索如何实现国家的高效治理、社会的共同富裕、人民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这一伟大的历史实践进程中，涌现出一大批具有深刻现实意义的社会发展成果、社会治理经验，形成了社会学研究特别是实证研究的重要历史机遇，也赋予社会学人贡献中国之理的当代使命。

　　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进程和中国社会学学科发展的道路相辅相成，社会学学科应当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作为学科发展的基础与方向。一方面，中国社会学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本土实践，从现代化中汲取灵感和经验。中国悠久灿烂的历史文脉、世界最大的人口规模、旗帜鲜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都形成了独特而宝贵的底蕴与经验，正在为我们提供独一无二的观察视野、空前规模的海量数据和新颖独特的理论视角，并助力中国社会学在人类现代化道路上的多样性探索。另一方面，社会学研究必须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并接受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实践的检验。特别是与国际前沿齐头并进、吸收其他学科前沿技术与成果的定量社会学，应该心怀国之大者，立足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秉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家战略，为社会指标提供精确的测量，为社会现象指出准确的机制，为社会治理提供有效的建议，提高社会学服务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能力。

　　关键指标测量与中国式现代化指标体系构建

　　测量社会是分析社会的基础。社会学家不能仅仅基于个人生活经验推演社会规律，更需要借助大样本数据描述现象，发现问题，评估效果，把握普遍的社会事实，而定量社会学的基本出发点就是科学地测量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性社会指标。简单来说，在微观层面，社会学者一般用设计、发放、分析调查问卷的方法，了解居民的生活状态、社会心态、发展动态，如直接询问居民幸福感和获得感的程度，对自身阶层和代际流动的认知，社会关系和社会融入的状况，等等。在宏观层面，社会学者一般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多元的数据形式，以县、市、省等行政区划为基本分析单位，生成各区域社会的关键指标，如基于电子政务平台挖掘人民的现实问题与需求，基于裁判文书数据衡量城市犯罪率、明确犯罪聚居地，使用电信数据描绘各省市人口流动路径，等等。特别是，对于具有一定敏感性和隐匿性的社会现象，如特殊人群和社会行为的数量与时空分布，定量社会学可以利用互联网痕迹数据，结合基于机器学习的社会预测等方法，尽可能减少调查者对真实情况的“隐匿”，实现对“敏感性社会指标”更客观和科学的测量与校准。

　　在实现测量的基础上，我们有能力构建中国式现代化指标体系。自19世纪末社会学诞生以来，西方学者就一直凭借其建立理论、方法和知识体系的先发优势主导学科发展。其社会测量指标脱胎于西方工业与后工业社会的经验性现实，且存在对非西方文化俯视、忽略的心态，不自觉地带有“方法论民族主义”的烙印，显然不能完全适用于历史沿革、文化环境、治理模式都与西方千差万别的中国，也不符合社会、文化更为多元的全球化世界。在这种情况下，同时包含主流与少数群体，覆盖个体、地区和国家的多层次中国式现代化指标体系凸显出重要的战略性意义。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西方学界的方法论垄断，只有充分挖掘、校准数据，既保证时空规模，也揭示隐藏事实，才能真正实现学术“自觉”，冲破带有历史终结式自负的西方话语桎梏。

　　第一，现代化进程中社会问题和现象的因果机制分析。定量社会学研究并不仅仅满足于对社会现象时间变化和空间分布进行简单的描述性分析，而是进一步借助统计计量模型或机器学习等手段，比较和探究哪些因素会导致社会现象的变化。为了服务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必须解释出现社会问题的原因，才能为改善和优化社会治理提供可能的路径。

　　一般情况下，使用回归分析等统计模型能够反映哪些自变量会影响因变量的变化，以及影响的大小和方向；更进一步，使用对照实验、工具变量、倾向值匹配、断点回归、双重差分、合成控制等因果推断方法，可以更严谨地证明社会现象间清晰的逻辑关系链，为服务社会找到下至改善生活经历、上至促进社会治理的可干预路径。例如，通过量化分析手段分析关系文化是否抑制市场化水平和人口流动，ChatGPT的出现是否真正影响就业，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如何能更好地提高居民的获得感等。这些针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涌现的新问题、新现象的机制分析，正在服务于与人民幸福生活息息相关的“国之大者”，助力社会治理的科学化、有效化。

　　第二，现代化进程理论特别是中国治理理论的发现与提炼。定量社会学呼吁一种直接基于数据、以算法模型来生成和验证理论的思维能力，或称之为第二种社会学想象力。这种想象力不仅仅立足于将学者的个人生活体验上升至社会共同经验的单纯的视角转变，而是充分运用中国式现代化指标体系，把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涌现的对象化信息，通过数据降维、建模拟合、统计推断、可视化处理等数理逻辑转化为扎根于中国治理理论的概念提炼或理论总结，以“中国之治”建设“中国之法”，完成数据到知识的“相变”。这种想象力有助于形成对米尔斯社会学想象力求诸个人心法的时代补充。

　　中国社会是一个历史悠久、规模庞大的复杂组织系统，中国式现代化治理的实践经验在人类发展史上绝无仅有。扎根于中国的特有社会现象，如巨大城市群的发展和城镇化建设、超大规模的农民工流动和社会融合、独特的教育制度与医疗改革、卓有成效的乡村振兴和基层治理、相辅相成的脱贫攻坚和共同富裕等，需要中国定量社会学在海量数据和严密数理逻辑的基础上开辟出一条与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理论相异的“东方路径”，为人类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这种中国治理理论的总结提炼意味着：自足的数据、自有的概念、自洽的理论、自产的方法、自立的学科、自明的话语、自成的体系。它必须深刻植根中华文脉、深度聚焦中国之治、有力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系统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提高定量社会学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能力

　　伴随着大数据的规模化获取以及计算社会科学分析方法的普及，定量社会学能够借助更先进的科学生产力，以大历史时间纵深和大空间地域跨度的全新视角分析社会现象。

　　传统数据与大数据的结合。传统调查数据主要通过问卷获取微观个体的行为和态度。在信息的数字化进程中，搜索引擎指数、自媒体文本、新闻媒体报道、数字化图书影视资料、GIS地理信息等形式多样的大数据能够充分助力定量研究者，为透视当代社会、重现宏大历史、揭秘文化脉络、澄清社会事实、呈现复杂现象等研究领域带来全新视角和重大突破。

　　传统方法与计算方法的结合。传统定量社会学分析以统计计量分析（如回归）为主，探讨变量间的相关或因果关系。而计算方法和社会学的结合将催生不一样的化学反应，如使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挖掘海量非结构化文本信息，揭示文化结构；运用机器学习技术对具有社会隐匿性或重要性的指标进行预测，建构复杂非线性关系和多变量交互作用的模式；基于GIS地理分析技术探究社会现象的地理特征和空间分布；等等。

　　理论观照和实证观照的结合。传统社会学以演绎逻辑支撑的理论证伪为研究取向，但在理论生产能力上存在不足。想要实现完整的科学研究闭环，不能仅仅进行“后置”的科学检验，也必须利用数据资料直接助产理论假说。定量研究应该呼吁基于数据产生的第二种想象力，包括利用计算扎根的“逆向思维”、因果推断的“外生思维”、呈现结构的“可视思维”、移植指标的“借喻思维”、仿真社会的“实验思维”、模型拓展的“延展思维”、时空跨越的“跃迁思维”、校准指标的“预测思维”、测量宏观的“具象思维”。结合理论观照和实证观照以进行量化研究，才能更主动地参与到理论生产中去，为社会学想象力插上数据和算法的翅膀，也为中国式现代化社会治理提供决策依据。

　　（作者系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