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在智能革命的新阶段，中国式现代化表现出鲜明的特色，展现出在共同富裕和高质量发展的新框架下探索人类智能文明新形态的巨大潜能与优势。

　　第三次工业革命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中国整体意义的现代化进程主要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开启的。此时，世界已经经历了蒸汽革命和电力革命，进入以信息革命为特征的第三次工业革命。

　　第三次工业革命即信息革命，可细分为计算机革命、互联网革命和移动互联网革命三个阶段。计算机革命主要发生在二战结束到冷战结束这一时期，以美国为主导。在西方启动计算机革命早期，新中国刚刚成立，并在苏联支持下开始大规模推动现代化，主要以计划经济为特征，强调国家对整体社会的动员。这一模式使中国在较短时间内完整地建立了现代工业部门，对于经济重建和迅速恢复有重要帮助。改革开放后，中国重新启动对现代化的整体性探索，结合中国国情发展出一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互联网革命主要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前十年。在西方发达国家推出网页浏览器、门户网站和社交通信软件等产品后，中国市场也快速跟进。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世界进入了移动互联网阶段。这一阶段，中国互联网企业在业务创新等方面走到世界最前列，如腾讯推出的微信和阿里推出的支付宝在移动应用的整体效应方面处在世界最前沿。

　　整体来看，在第三次工业革命阶段，中国整体性地启动了现代化进程，并逐步完成了对世界一流国家从远距离追赶到近距离追赶的转变。部分互联网应用甚至走到世界最前列，这些成就体现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价值，是对苏联模式和美国模式的改造性学习和超越。

　　智能革命与现代化模式的竞争

　　目前，世界正处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即智能革命）的门槛上。人工智能的发展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符号主义、20世纪80年代到世纪末的关联主义以及2006年至今的新关联主义，目前仍处在第三波的新关联主义浪潮中。第三波浪潮中，由于算力、数据和算法的整体效应，人工智能在短期内产生了爆发性的影响。2016年AlphaGo战胜李世石，2022年底至今ChatGPT在全球范围火爆。前者代表了专用人工智能的高度，而后者代表了通用人工智能的可能突破。

■智能革命正在深刻影响经济社会和国家治理各个领域。 图片来源：CFP

　　一方面，美国在人工智能相关技术上仍然处于明显的领先地位。相比于美国同行，国内相关企业在ChatGPT这样的通用大模型技术上还存在明显差距，中国在人工智能技术领域还未出现引领性的突破。另一方面，中国在移动互联网革命阶段表现出某些优势。例如，在市场应用效应、规模效应、科技人才总量以及整体制度规划等方面，中国都表现出人工智能领域的强大基础。

　　美国正是看到了中国与美国在智能革命领导权方面形成竞争的可能，才采取一系列政治、经济、外交的多重手段来打压中国的科技创新。具体手段主要包括：通过实体清单等方式明确对中国的科技企业采取市场歧视性的做法；直接关闭或限制与中国的科技合作和科技交流；构筑科技价值观联盟，并通过联盟限制联盟内成员与中国合作。整体来看，美国希望构筑某种科技俱乐部体制，通过“小院高墙”的策略将先进的生产力闭锁在可控范围，防止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获得先进生产力。这一做法明显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也反映了美国在抢占智能革命领导权上的焦虑。

　　智能革命领导权竞争的关键是现代化模式的竞争。尽管半个世纪之前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就已宣布进入丹尼尔·贝尔所讨论的“后工业社会”，然而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似乎正在重启现代化。一个重要例证是，美国最近两届政府都极为强调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再工业化。近期，美国将台积电部分先进芯片制造产能转移到美国本土，可以看成其再工业化努力的标志性事件。这意味着，无论哪个国家要获得智能革命的领导权，都需要不断完善和发展现代化的成果。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个长期韧性过程，需要不断进行内部调整和完善。

　　智能文明新形态的中国优势

　　智能革命意味着一场新的生产力革命，一方面为人类社会带来巨大潜能，另一方面也会造成创造性破坏的重构效应。近期火爆的ChatGPT是通用大模型和生成式智能的一种结合，生成式智能意味着可以生成一些全新的内容，如图片、音乐、视频、诗歌或小说。这在根本上将挑战人类的创新潜能，许多人类职业如艺术设计、语言工作、法律助理和数据分析等都可能受到巨大冲击。

　　在这种创造性破坏效应之下，整体性的制度优势变得极为重要。例如，在智能革命的背景下，可以充分运用新型举国体制探索一种新型分工体系。这一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头部企业在智能革命基础架构方面的作用。头部企业可以在公共算力池的设计和准备、通用数据平台的建立以及前沿算法的开源和普及化等方面做很多探索。同时，广大中小企业甚至积极的公民个体都可以利用这些公共的资源和平台，做更多创造性活动。国家则需要在整个过程中形成在产权权益和创新权益保护的配套制度。另外，智能革命可能会带来较为严重的失业问题和极化效应。这种极化效应会导致社会的内在冲突和不稳定，这时尤其需要整个政治体制发挥向心作用，近年来中国式现代化极为强调的共同富裕就变得至关重要。

　　因而，在未来的整体性智能文明发展中，需要创新与责任的结合。一方面，通过原始性的创新，使中国在生产力方面走到世界前列。另一方面，需要一种整体性的制度设计，来保证至少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可以享受智能革命的红利。这就需要我国的政治制度在进一步完善的过程中发挥强大的整合效应。在智能文明的创造过程中，中国式现代化的模式与特征也需要进一步完善，并有望成为构筑智能文明新形态的一种典型范式。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