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实践证明了一个事实：现代化既不是西方国家的“专利”，也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专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它昭示了一种不同于西方式现代化道路的可能性。

　　作为一个东方大国，中国所特有的具体国情，包括独特的经济条件、政治条件、文化条件等，构成其现代化赖以实现的重要前提和不可剔除的变量。它所造成的“路径依赖”，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因此，就实际路径和历史形态而言，“现代性”并不是单数的，而是复数的。古老而睿智的中华民族，拥有上下五千年漫长而丰厚的历史文化传统，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构成其走向现代化的独特资源和优势，使我们在历史实践中逐步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式现代化之路，其意义非同小可。其实，即使是西方国家，其现代化道路也不完全相同，并没有统一的模式或路径。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其背后隐含着“西方中心论”的预设。非西方国家若按这一等式把自身“格式化”，就无从找到“谁的现代化”和“为谁的现代化”的答案，从而丧失掉主体性。因此，只有探索出一条非西方的现代化道路，才能避免在现代化的狂飙突进中迷失自我，从而打破“西方中心论”的拘囿。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使中华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充分葆有自主性，进而克服现代化所造成的文化均质化对文化多样性的戕害。

　　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有“革命史叙事”和“现代化叙事”两种范式，它们彼此之间看似存在着很大张力，实则统一于中华民族自晚清以降从危亡到拯救再到崛起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既是革命的产物，又是革命本身。即使是改革，也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同时，它也表征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过程。离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就根本谈不上中国式现代化；反过来说，离开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无从说起。在此意义上，它们只是从不同视角所把握的同一历史过程而已。

　　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只有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径才能实现。同西方式现代化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特征和优势。作为资本主义的历史扬弃和超越，社会主义意味着对现代性的历史局限性的克服。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经济人”假设不再作为独断信条支配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这就为顺利实现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寻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均衡和兼容提供了制度保障；也为恰当地处理市场经济与道德的关系，重建社会信任体系，优化人际关系，维系并强化公序良俗，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卫道士把商品经济及其逻辑说成是“历史的最高成就”，从而为其作辩护。这类辩护隐藏着市场原教旨主义情结。马克思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解构者，主张“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因此把商品经济看作一种暂时的必然性，而非永恒的必然性。这正是马克思之所以坚持辩证法的一个重要原因。按照历史的辩证法，无疑既要承认商品经济及其逻辑的历史必然性和必要性，同时也要看到它的历史暂时性。

　　唯物史观和历史经验都表明，市场经济是社会发展的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这表征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能动建构。但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来说，只有辩证地对待它，才能实现扬长避短。市场是有用的，也是有效的，但又是有局限的。因此，应该把它限制在恰当范围之内。对于一个健全的社会来说，市场逻辑不应成为支配全部社会生活和领域的独断尺度。防范资本“利维坦”的形成，以便最大限度地抑制“资本权力”（马克思语）的无止境扩张，避免其侵蚀非经济领域，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构的重要课题。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环境中，才能真正做到这一点。这是社会主义特有的优势所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能够最大限度地调节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追求有效率的公平和有公平的效率，既避免平均主义，又防止贫富两极分化，使现代化成果以普惠方式让全体社会成员受益，实现“帕累托最优”。从总体上说，社会主义为“零和博弈”转变为“正和博弈”提供了制度条件。这正是社会主义何以必然要取代资本主义的内在理由，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显示出来的优越性所在。

　　对于不同国家和民族来说，在实现现代化的路径和模式上，既有其共性又有其个性，夸大或无视其中任何一个方面，在理论上都是错误的，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历史的经验教训反复证明了这一点。中国与西方在现代化道路上固然存在着异质性，但不能因此就认为两者是一种对抗性关系，它们应该是一种良性竞争、积极互动和文明互鉴的关系。“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礼记·中庸》）。不同文明之间的建设性互动，是优势互补、相辅相成的。从历史上看，西方的现代化不是在一个自足的状态中完成的。例如，其划时代的技术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西传；西方近代文官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中国的“科举制”；西方古典经济学的重农学派蕴含着某些中国思想的因子；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与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也有着某种关联。同样地，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也不是在孤立封闭的条件下探索出来的，而是在批判地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达成的。这不仅体现在借鉴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方面，而且体现在利用市场经济机制方面。尤其不可忽略的是，离开了“西学东渐”背景下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而变成“实践能力的明证”，我们就无法正视并理解中国现当代史及其背后的实质和内涵。

　　（作者系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